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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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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第七天》与小说的现实  

2013-06-24 21:39: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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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第七天》与小说的现实

 

陈晓明

 

    感谢《新京报》记者于丽丽的采访,以下是她整理的采访记录,除了后面补充的文字是我加上去的,其余均为她的采访整理,这里深表谢意!说完了我其实都忘了这件事,有几家报纸又来采访,我才听说网上已经有了我的议论,既然如此,我就放博客里,做个保存。

 

    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部作品读完。总体来说,小说还是很抓人的,13万字,七天的故事,很紧凑,张驰有度,收放自如。从小说本身来说,我觉得接上了《许三观卖血记》的那种叙述,简洁、明晰、透彻。可以感觉得到,余华对于叙述技巧的掌握,火候拿捏的非常准确,在简单中有种明晰。这些也区别于他早期写作中大量主观化场景、暴力场景制造的眼花缭乱感。七天的故事,是在一个明晰的有限定性的时间进程中来把握的,步步推移。他的小说叙述有种时间感,具体来说,是指他的叙述始终掌控在一种节奏中。在他的小说中,时间的推移是以语言展开为行进方式的,可以说,语言制造出了小说中的时间,这是余华对于小说艺术的一种使用和把握。单纯从小说叙述处理上,我个人感觉《第七天》比《兄弟》要好,尤其是对《兄弟》的下部,我感觉《兄弟》的上部还不错,叙述中,有从容,下部就不够收敛。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死者,这种身份的设置,可以说是余华在追求一种叙述的状态,死者和活着的人不同,他的关系会比较简洁,不像活着的人,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处境。同时,这个人又是一个被动的人物,这种性格的设定显示出余华对今天社会中,某一种生活在底层与困境中的人的理解。他们被剥夺,被损害,失去了行动的主动性。许三观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积极性,通过卖血这个行为,来对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有所承担和负责,而这本小说里,主人公完全是一个被动的人。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写的也是一个死者的故事,那种叙述呈现出一种饱满的、复杂的,充满历史冲突和文化、文明兴衰感的形象。相比帕慕克,这部作品的故事简单而单纯。它主要是写我和父亲的故事。其他介入进来的故事和这个故事本身,没有一种内在关联,而是一种旁观的相邻视角。

     这部作品在写一种伦理情感,最多着笔的是我和父亲的关系,是小说的核心情感,而且这个父亲还是养父,一种超出血缘的养育之恩。在小说中,父子情感是比较难以处理的题材,它不同于爱情,尽管在小说中,余华把一对在底层的青年男女的爱也写得非常具有悲剧感。仔细回想,余华,不同于其他作者,他在小说中,涉及爱情的比较少,他经常会触及父子情感。早期小说中,像《在细雨中呼喊》,呈现一种家庭伦理的绝望,里边的父亲形象是非常丑陋、猥琐的,他们是家庭伦理的颠覆者。《活着》中福贵也是父亲的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写了很多男性,我父亲杨金彪,卖肾的男青年伍超等等,都有情感的渗入,可以看出他对于父亲的书写有所改变,在沿袭过去写作路径的同时,他有进一步精雕细琢的尝试,可以说他刻画人物和情感的笔法已经炉火纯青。

最后想说下,他对于现实的处理。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通过死魂灵的叙述,表达对于现实的一种态度。小说中,相当多的人都是死于非命,是非正常死亡。但让人遗憾的是,我和很多网友意见一样,就是他把太多社会新闻的热点,譬如贫富差距对立,社会不公,拆迁,警民争执,市政府闹事,社会底层贫困化,道德价值沦丧等等放了进来。作家关注现实是需要的,但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在当下是一个难题。以前,我们有关于现实主义的写作,这种名号给作家的写作规定了某种意义,但在失去一些绝对观念后,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现实。特别中国当下的现实充满着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丰富,生动甚至充满矛盾。

    我对于这本小说,有所质疑的,是它处理现实的方式。它汇集了太多阴暗面,并且主要从阴暗面中堆积出一种悲剧性情感和对现实的批判性,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是否有些简单化?余华呈现出的他对于现实的理解,受到了强烈的二元对立观念的支配,譬如贫富和道德的挂钩,官民对立,善恶二元论等等。我想,对于余华这样的作家,应该超越这样的一种简单二元对立,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复杂的,对它的叙述也不应该这么简单,以余华的思想之深邃,他完全有能力写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另外,补充一点,中国作家处理当代现实一直相当困难。其实这是1949年以后落下的病根,整个五十年代,面对现实的作品都出了问题,从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都出了问题。于是,在现实主义名下,其实是在一种关于现实的被确定的观念下,作家才能反映现实。但文革后,反映现实,倡导现实主义依然是始终是中国作家的责任,所有的理论批评都要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作家或文学作品不反映现实,那几乎是一项原罪。反映现实,这是就是责任的重负,压得中国作家喘不过气来。但中国的现实,过去和现实,哪里是作家能反映得了的呢?直到今天为止,现实也是划定区域的,现实也是划定层面的。作家关于现实,只有秉持现代以来被规定了的观念,比如贫富对立——这是延续了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现成的观念,比如“为富不仁”,这是传统的老调子和当下的普遍民怨。比如反映民生疾苦,这是左翼文学的正确传统,是为现代为“人生的艺术”,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的那个传统,这是不会错的。除此之外,中国作家关于现实还有什么想象力呢?还有多大作为和可能性呢?我向来怀疑。不幸的是,余华在处理现实时,也没有超出这些现成的观念。

    虽然余华在观念上延续了过去的正统路数,但此番他做得极端,这样的现实,干脆弃绝到底。过去我写过文章“弃绝”这一主题来解释他的《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最后的主题落在“死无葬身之地”才是最美好的去处,这里才有完全的正义和平等。这样一个最后的破题,看上去很巧妙,但我以为还是太生硬了,因为它带着对现实的批判性,它直接与现实构成二元对立。但它的二元关系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它的内涵不足以击跨现实。于是它的冷幽默也不太可能发散出令人击节的效果。

我在想,很多年前,有些作家就远离现实,例如,德国的托马斯.曼(1875--1855),这个人后来被纳粹驱逐,他逃到美国,但他自诩,托马斯.曼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他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但他的作品里鲜有反映,他的作品有点远离那时的战火纷飞的现实,民不聊生的世道,这使他为不少评论家和读者诟病。实际上,他这个人一点都不远离现实,他经常做讲演批评社会,抨击纳粹。但他的小说却有点与现实的距离。说起来,钱钟书离现实也不是那么近,《围城》就没有多少抗战的直接表现,这或许也是它的遗憾之一。他写于那个年代,但却未见抗战在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创痛。或许可以说是钱钟书讽刺笔法,但这些知识分子与抗战的隔膜态度未见出钱先生的批判机锋。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都未见出多少现实。这些作家处理现实主要是通过虚构手法,他们更愿意进入人性和命运的拐弯处,在那里开掘一方自己的书写天地。今天中国的现实又在怂恿着作家去表现它,但成功者少矣,要么靠高调子,要么硬碰硬,要么躲躲闪闪,要么眉毛胡子一把抓。说起来最近贾平凹的《带灯》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做得颇有道道。其实多年前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就很有想法,他的《酒国》走的是另一种路数,极尽夸张荒诞之能事,那也是一种偶然为之的办法。但中国作家处理现实一直是一项困窘。

    我以为“现实”不应该成为问题,现实——不是外部的社会的当下的现实就有优先性,就有被表现的特权,作家自己,自我,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一种现实,狭窄的生活也是一种现实,但文学作品根本是虚构想象,是文字的叙述,是面向内心、人性和命运,不是外部现实社会热点问题罗列或者评论,文学是关于孤独、寂寞和失败的故事,但那里面有悲悯、大爱、倔强的生命。这才是文学的生存的大地。

2013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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