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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孤独与友爱的乡村变奏曲  

2011-09-13 16:3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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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十分欣赏这部作品,重新写了一段文字,概括这部作品文学上的特色,与读者共享。

 

孤独与友爱的乡村变奏曲

                     ——评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这部有着诙谐书名的作品,其实却透着骨子里的严肃认真。它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开辟出一种汉语小说新型的经验。这部作品被称之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这并非是刻意要在马尔克斯之后来说中国的故事,刘震云一直在重写乡村中国的历史,他的重写不可谓不用力,不可谓不精彩。但《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刘震云前此的写作仿佛都是为这部作品做准备。这部作品涉及到的重写乡村中国现代性起源的主题,它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没有涉及的乡村生活的孤独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说话的愿望,重新书写了乡村现代的生活史,它把乡土中国叙事传统与现代结合得恰到好处,所有这些都表明这部作品具有可贵的创新性。

    这部小说的大结构分为上下二部,那就是 “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出延津”是吴摩西,“回延津”是吴摩西的外孙牛爱国。出延津吴摩西丢了养女巧玲;回延津是牛爱国找母亲曹青娥(巧玲、改心)的家乡,为的是娘去世前要说的一句话。但家乡已然面目全非,家乡的根不可辨认。牛爱国回延津纯属灵机一动的意外,并没有执着的有目的寻根。吴摩西并没有回他的家乡,而是70年前21岁时去了陕西再也没有回到延津。他的名字也改了,不叫吴摩西,改为罗长礼。这就还了他少年时期要做“喊丧”的罗长礼的宿愿。但是牛爱国却找来找去没有结果,跑到陕西才知道了吴摩西的故事,最后却是听了罗安江的遗孀何玉芬说的一句话:“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或许是富有民间智慧的一句话,它针对牛爱国“寻根”的历史化举动给予了明确的否定。一句顶一万句,始终没有那样的一句话,就象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的真理一样。生活就是存在着,就是坚韧地生活下去。

    刘震云这部作品并未有介入现代性观念的企图,小说只是去写出20世纪中国乡村农民的本真生活,对农民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农民居然想找个人说知心话,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寻求朋友,都有说出心里话的愿望。这样的一种愿望跨越了20世纪的乡村历史,刘震云显然在这部小说里建构一种新的关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一种自发的农民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面临剧烈转折走进现代的时代,乡村农民也有他们的孤独感,有他们的内心生活和发现自我的能力。

    这部小说令人惊异之处还在于,它开辟出一条讲述乡村历史的独特道路。它并不依赖中国长篇小说习惯于依赖的历史大事件进行编年史的叙事,它的叙事线索却是通过一个乡村农民改名的历史: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再改为吴摩西,最后把自己的名字称为罗长礼—这是他从小就想成为,却永远没成为的那个喊丧人的名字,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农民在20世纪中的命运。

    脱离历史大事件的叙事并非只是书写田园牧歌,刘震云倾心关注的是人心,人心到底如何?他没有回避中国乡村潜在的冲突,那是源自于人性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刘震云书写的历史更加令人绝望,并不需要借用外力,不需要更多的历史暴力,只是人与人之间,甚至亲人之间的算计,那种误解,那种由对友爱的渴望而发生的误解,更加突显了内心的孤独。家族伦理之被审视和置疑,始终是刘震云写作的主题,并不是说刘震云不尊重家族伦理,而是他可能太看重这最后的依靠,他不断敲打它,击碎它,看它还能不能复原。

    刘震云的叙事远离了20世纪外在的历史暴力,但他没有放弃乡村中人心与暴力的接近。就是那些平日里善良的人们,他们离暴力也只有一步之遥。就是杨百顺这样的还算不坏的人,却动了多次的杀机,他要杀老马、要杀姜家的人,要杀老高和吴香香,在内心多少次杀了人。牛爱国同样如此,他要杀冯文修,要杀照相馆小蒋的儿子,同样不是恶人的牛爱国也是如此轻易地引发了杀人动机。当然,杀人并没有完成,但在内心,他们都杀过人。刘震云虽然没有写外在的历史暴力,但暴力是如此深地植根于人的内心,如此轻易就可激发出杀人动机。

    刘震云的书写不能不说在经典性的历史叙事之外另辟蹊径,过去人性的所有善恶都可以在“元历史”中找到根源,革命叙事则是处理为阶级本性,而“后革命”叙事则是颠倒历史的价值取向,但历史依然横亘于其间。也就是说,人性的处理其实可以在历史那里找到依据,而人与人之间自然横亘着历史。刘震云这回是彻底拆除了“元历史”,他让人与人贴身相对,就是人性赤裸裸的较量与表演。人们的善与恶,崇高与渺小,再也不能以历史理性为价值尺度,就是乡土生活本身,就是人性自身,就是人的性格、心理,总之就是人的心灵和肉身来决定他的伦理价值。

    我们说乡土生活的本真性,并不一定是就其纯净、美好、质朴而言,因为如此浪漫美化的乡土,也是一种理想性的乡土;刘震云的乡土反倒真正去除了理想性,它让乡土生活离开了历史大事件,就是最卑微粗陋的小农生活。在很多情势下,历史并不一定就是时刻侵犯着普通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百姓生活或许就在历史之外,在历史降临的那些时刻,他们会面对灾难,大多数情势下,他们还是过着他们自身的“无历史的”或者不被历史化的生活。事实上,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要抵达这种“无历史”的状态并不容易,读读那些影响卓著的文学作品,无不是以意识到的历史深度来确认作品厚重份量。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动乱、没有革命、甚至没有政治斗争的“现代中国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但刘震云居然就这样来书写中国现代乡村的历史。准确地说,是无历史的贱民个人的生活史。

    这部小说对乡村中国生活与历史的书写,一改沈从文的自然浪漫主义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宏大现实主义传统,而是以如此细致委婉的讲述方式,在游龙走丝中透析人心与生活的那些分岔的关节,展开小说独具韵味的叙述。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似乎是从汉语言的特性中生发出文学的品质。它表明汉语小说在21世纪依然有能力保持自身的独特文学性,并且有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

 

 

20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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