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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新世纪文坛的走向——答中国日报记者  

2010-05-06 22:28:00|  分类: 文坛解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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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  

您好。我是中国日报(China Daily)特稿部记者杨光。4月23日是世界阅读日,我报想值此之际专辟一版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当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相关情况。有三个问题,恳请您拨冗作答: 

 

1.     新世纪十年以来,文坛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走向和不同以往的特点?

 

(1)回到文学本位。文学受到新兴的媒体、影视及网络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过去在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播和影响方面,是文学占据主导地位。自90年代成功,全球性的媒体发展,而中国尤其发展得更为迅猛,到了新世纪,媒体与影视的发展已经渐成规模,媒体与影视成功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吸引了注意力,并开始塑造当今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而文学确实退居到文学自身,文学的影响降低。但文学也变得更为单纯,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从容地从更广阔和深远的视角来理解现实,来表现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不少作品在对人性、对某种生存状态的关注来得更为纯粹。

(2)文学写作的个人化和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因为个人化,因而才有多元化。这样的多元化,是不同的个人,不同的代际作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立场的作家构成。80年代的作家,都是一样的文化背景,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和立场,90年代就已经开始分化,而新世纪这种分化则已经变得更为鲜明和深刻。文学因此而有丰富性和多样性。文学参与者和写作者的阵容空间强大,现在如果要算上网络写手的话,参与文学活动的人,是过去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3)文学有数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过去在80年代,每年只有几十部长篇小说,现在则每年有一二千部的长篇小说。因此也确立了以长篇小说出版为主导的文学格局,这与80年代、90年代期刊主导文学是不一样的。

(4)对文学统一性认识的瓦解。对文学的批评和肯定也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人们对文学再难有统一的认识,再难有一致的见解。因为人们思想观念的分化,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各自都有不同的观点,文学参与评说的人越来越多,文化的民主化潮流,以及大学教育的普及,使得文学是一项全民参与的事业。但也使文学变成了一个最具有话语表达自由的空间,但也有副作用。现代性的情绪特点是不满和怨恨(即舍勒说的“现代性怨恨”),人们的社会情绪,在很大程度通过对文学的不满宣泄出来。

(5)最重要的是——相对于文学自身来说,就是有一批作家走向成熟。过去,中国自现代以来的文学,都是青春写作,很少有成熟的中年作家。五六十年代一批作家正要成熟,又遭遇改造世界观,从头学起;而反右则又使一批作家放弃了写作。文革后是归来的右派和知青作家,前者已经被历史耽误;后者也是文学青年。到了新世纪,有一批四十岁以上的作家,他们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向走熟主力军。其实这也是中国自白话文学,或者说汉语文学自走向现代的文学以来,第一次有了如此庞大的中年作家群,他们既有个人艺术趋向于成熟的风格,又有他们整体上的高汉语写作的难度挑战的能力。

(6)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崛起。80后的作家群,虽然冒尖的并不多,但这是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中会有更多的人逐渐走向成熟,出现有力量的作家。

(7)网络文学已经形成一个强大阵势,必然会对文学的未来走向构成强劲的影响。 

 

2.     自去年10月王蒙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讲表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和低谷问题批评界一直争议不断。作为争论的核心当事人之一,我能否这样理解您的基本立场:在不反对学习西方的同时,更需要强调“中国立场”和“本土经验”?那么,无论是写作者还是批评者,应该如何对待西方汉学家们的评价呢?中国文学是否有必要,并且有可能在世界文化的语境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呢?

 

 这是肯定的。我始终强调,中国学习西方文化是使我们强大,使我们的文化及文学获得新鲜活力的重要资源。事实上,中国自现代以来,就非常全面彻底地学习西方。五六十年代几乎是照搬苏联,苏俄文学、欧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几乎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作家,就是象沈从文那样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作家,也受到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还仿其《猎人笔记》等写下作品,更遑论其他作家了。在此前提下,我们强调中国立场和本土经验,是在西方深重影响下,来辨析中国汉语写作的特质,看清我们汉语文学在何状态下,在何等程度上保持了我们的特点,并且在学习西方如此漫长、深远和全面的基础上,来更有意识地开掘汉语文学的经验,开掘汉语文学表现力,对世界文学做出中国的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谈得在世界文化之林确立中国自己的地位。

 

3.     您在批评实践中坚持的评判文学价值标准是什么?我摘录一段您在以往接受访问时提出的观点:这个时代的文学让我感到骄傲:其一、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例如,阎连科的《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如此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檀香刑》等作品。这四点是否就代表了您在批评实践中坚持的文学价值评判标准呢?或者您有什么需要修正或补充的?

 

 补充倒是没有,只是做点必要的解释。有些与我论争的人说我列出的这几个指标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作为汉语文学取得成就的标准。我以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我说的这几个要点的真正含义。我说的第一点,关于“历史遗产”问题,以赛亚·柏林认为20世纪改变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二件事,一件是持续的科技革命;另一件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迄今为止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表现的作品当然有在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正面表现的不少“史诗式”的作品,但90年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或者可以说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包围的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遗产化”了,对此进行深刻有力表现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阎连科的《受活》则能与中国当代现实联系起来,以中国面临的市场转型的深刻变革联系起来,这是他的独特贡献。不认识到这点,就不能理解阎连科这部作品深远意义。这样的艺术表现,需要作者有过人的勇气、智力和艺术才华,阎连科做到了,以汉语小说的独特的表现做得很好,这就是汉语小说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我说的第二点,是在汉语小说具的独特的文化品质意义来说的,这就是贾平凹的小说的贡献,这点比较好理解,问题在于要承认贾平凹小说在文化上的独特意义,有些人一味诽谤贾平凹,不是客观的学理分析,只是漫骂和诽谤,我觉得这样的态度,只是无知,只是可悲与可笑。第三点我说到汉语的异质性问题,我只是谨慎的举出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说起来,我在2009年11月明确强调汉语小说的本土经验,以及要有中国立场和中国视点,就是受到刘震云在2009年出版的这部小说的鼓舞。尽管我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多年,但一直未能找到更为充足的理由,刘震云这部小说,使我看到了汉语小说确实有一种异质性,这是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熏陶形成的现代小说非常不同的小说,是深受汉语语言特性,受汉语文化传统,受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密切制约的小说,也就是说它是生长我们的语言和生存经验中的文学。能与我们的语言和经验完全粘连在一起的文学。关于莫言的成就,我说他能如此深广地概括小说艺术,这是因为莫言熟读世界文学作品,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但又能与中国古典文学,与他的高密地域文化密切揉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相当博大的艺术情怀和艺术手法。这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放在世界小说艺术平台上,也是非常突出的成就。我说的这几点,都是从当今世界文学的高度上来理解,在世界文学发展至今的背景上来阐释才建立起肯定性的观点。

 

4.     请您推荐新世纪十年以来5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最好能附简单说明。

 

 1,陈忠实,《白鹿原》。

通过二个家族的争斗反映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的衰败,由此来揭示现代性暴力革命在中国的展开形式。小说有一种恢宏的结构,构思明晰而透彻,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可见作者的勇气。小说的人物刻画有力度而又细致,语言瘦硬中而能透出温雅,叙述大气而从容。

 

2,阎连科,《受活》,

从未有过一部小说,能对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继承、发扬、转型问题做如此独特的洞察。对革命遗产的哀悼祭祀,采取了“市场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这是革命最为痛恨的二种形式。《受活》携带着的沉重的历史与现实,无不被一种生气勃勃的戏谑或嘲讽所渗透,它的叙事是关于重与轻、硬与软的游戏。有意运用的方言以及奇异的(开放式的、不完整的)文本,都显示出一种“开启”与千变万化的形态。  

 

3,贾平凹的《秦腔》(2005),

贾平凹的小说叙述自然天成却诡异无常。这部作品再也没有贾平凹原来的那些清雅俊朗,明媚通透,而是更多地呈现为奇谲怪诞,粗粝放纵。我们确实看到了乡土叙事在宏大性方面的终结之后,回到了一种更为本真的可能性,它更具有汉语言率性而行的那种新的特质。

 

 

4,莫言,《生死疲劳》(2006年)。

这部作品把莫言的叙述特点发挥到极致,一如既往地无拘无束,对乡土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书写采取了全部戏谑化的表达,那种黑色幽默渗到骨子里,在欢笑嬉闹中却有悲从中来。革命与变迁、历史与暴力、荣辱与衰败都被整合在一起,表现得淋漓尽致。

 

5,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2009)。

这部作品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永远的异质性,它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没有触及到经验:说话的愿望、底层农民的友爱、乡土风俗中的喊丧,以及对一个人的幸存的历史的书写。这里不再依赖惯常的现代历史暴力的时间脉络,在“去历史化”的叙事中,乡土中国自在地呈现了它的存在方式。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表明:有一种无法叙述的叙述,叙述总是在难以为继的叙述中进行,总是要从一个故事转向另一个故事,一个句子总是往另一个句子延异。这似乎只有汉语言才有的书写特点,从汉语言的特质中生发出来的文学的特质。 

 

如果可以,能否请您在本周日(4月18日)之前给我答复?多有叨扰,不胜感谢。

  

祝 春怡

 

杨光

中国日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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