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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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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5 19:54: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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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课讲到《创业史》在中国五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特殊意义。课件与我书稿有些不同,也就是与第四章第四小节不同,这里贴上我后来重新概括的主要内容。


如何理解《创业史》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突出意义。

 

   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创业史》196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者原来计划分四部来构思: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两个初级社,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的联合,即高级社。构思显示出宏大的历史结构特征。但作者并没有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现在看到的《创业史》,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的前四章。仅仅这样,这部作品就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始终被作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我们今天来重读这部作品,可能可以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为现实建构时代想象的作用意义上来理解其开创性。


    第一, 文学回答现实的紧急问题。


    这部小说描写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文学史著作通常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农村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蛤蟆滩显然概括了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经历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远未完成,这里交织着新旧两种习惯,两种势力的矛盾冲突。小说尤为深入地描写了梁生宝父子在旧时代生存创业的艰辛与惨败,只有共产党创建的新社会才会给贫苦农民指明一条生路。这一真理当然也喻示着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新一代农民创业的胜利保障。赵树理的小说特征之一是回答现实问题,但赵树理的问题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那都是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但柳青要回答的问题则具有历史宏伟的指向性,那是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的道路问题。柳青自己后来解释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正是要说明这样的真理:“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长期以来,这种思想主题被认为:“主题的历史深度使小说获得了内容的史诗性” 

    从小说叙事来说,也确实可以看出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小说抓住主要矛盾,设计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以此为主线索,来展开具体事件所包含的矛盾冲突。小说确实展开了一个较大的生活画面,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中国社会引起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深入面面的表现。不只是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涉及到对城市私营资本改造,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不同阶层的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每个人都被卷入了社会革命运动,在更多的时候,小说描写了那些运动中的人们对命运与前途的迷惘与绝望,这种表达是对那个时期最真切与深刻的呈现。如果不过分追究作者认同的立场观点,这部小说无疑展示了过渡时期中国社会深刻变动及其最内在的矛盾。很显然,梁氏父子的创业如同一部新社会的英雄传奇,新旧对比表明过去的历史只是失败的教训,而新的选择才指向未来光明前途。

    但这样的的主题是否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还可再加推敲。可以说,它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宣传,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方针确立的意义来构造的。在当时,合作运动 在中央高层内部就有不同意见,邓子恢主管农村合作化运动慢一点,就被指责为“右倾”。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可以安居乐业,却要农民把土改分得的土地和自己开垦的土地全部交给集体,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合作化运动作为大办人民公社的前奏,无疑是一项劳民伤财之举,给中国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创伤。没有任何真实的统计资料可以证实,合作化运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给农民带来任何生活改善。事实是,无论从心灵到肉体,从物质到精神,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大跃进)都给中国农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号称要真实地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先进事物战胜落后事物,而这里的“发展趋势”和“先进事物”只能由意识形态来论证,它只能是已经被“政治上正确”认可的“本质规律”,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它只是一种政治概念或政治指令,一种被塑造出来的“人民意志”。所以,要从主题思想深刻来论证这部作品的伟大意义,阐释它的“史诗”特征是困难的。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文学如何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来理解,才能把握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意义。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高度概括现实想象的英雄人物。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受到争议和赞扬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它的人物塑造。梁氏父子是主要人物,当然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形象。梁生宝被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塑造,他是一个吃苦耐劳而有政治觉悟和理想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他相信只有共产党指明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路,坚定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作为一个朴实的农民,如果除去他身上被意识形态想象贴上太多的光彩,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个人物被写得很丰富生动。作者不得不依靠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先进人物的规定来描写这个人物,在他身上注入无数的优良品德。事实上,在当时的理论界,开展过讨论是否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问题,占据压倒性的理论观点,认为还是不能写。可想而知,在这种理论规范下,英雄人物无疑被拔得太高,它只以符合政治概念的标准而成为完美的人物。象梁生宝,他身上汇集了中国传统农民的所有美德,也概括了新时代农民成长的全部进步因素。梁生宝的英雄主义品格与当时农民的觉悟,与绝大多数农民在当时的历史压力之下的表现无法相符。很显然,理解这种人物形象,就无法从它是否“真实”,是否可信去理解。梁生宝也典型的“史诗式”的人物。尽管说现实主义艺术总是把“真实可信”列为其第一的美学信条,这是它的自我命名,也是它获取书写历史的权力的根本借口。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然是依靠强大的政治话语权力来编织历史的客观性,这一切已经被先验地决定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本质规律。人物的性格本质也是被政治先验性地决定的,只有返回到这个先验决定的本质性的概念中,它才是真实的,否则就不是真实的。现实主义还发明出一个说法,那就是要从发展把握现实,看到历史之未来,从历史趋势的高度来描写人物。既然有这种理论,那现实主义再怎么描写都是真实可信的,只要符合政治设定的历史发展趋势。对于梁生宝这一形象的真实性,也只有“历史地”理解才能体会到它的美学意义。,那么,我们有必要从当时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农村革命所需要的理想的农民形象去理解这个人物。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应该从历史需要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真实”,那是迫切的历史愿望的投射,它当然不可能是已然发生或可能现实地存在的形象。


    第三、关于中间人物与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回答完现实的重大任务之后,它还是要面对生活本身。也就是说,它的一号主人公是为现实想象创造的,而除此之外,其他人物则与生活融为一体,它更有可能来自现实生活本身。相比较而言,梁三老汉就显得较为真实可信,因为没有那么多附加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个勤劳耿直而又被旧有习惯支配的老一代农民,他显然更习惯生活于小农经济的氛围中,他并不理解儿子梁生宝走合作化的道路,他无法使自己相信合作化会带来好处。梁三老汉也尝到新社会的甜头,这使他可能贴近党和政府。在当时,梁三老汉的形象被作为“中间人物”来理解,反映了农民依然保留的小农经济思想,他们对私有制的依恋,说明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在现在看起来,正是这些落后的“中间人物”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性。
文学史上关于《创业史》展开过热烈争论,焦点集中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塑造问题上。关于梁生宝的形象塑造的争论,今天看来显得空洞和概念化。其观点主要认为,梁生宝的身上体现了时代光辉的思想和品质的先进性,揭示了农村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用革命理想照亮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前途。很显然,这些在当时作为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理由,今天已经不足以有说服力,反倒是其概念化的证词。关于梁三老汉形象的争论,倒是微妙地反映出那个时期文学评论试图表达的对文学性的关注。在当时深入探讨“中间人物”的研究者有严家炎,他在1961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创业史>中的老三汉的形象》等多篇文章中,强调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关于《创业史》中的“中间人物”的争论,在当时是一个影响较大的话题,由此可以看到,在政治规范之下,文艺理论与批评依然试图有所突破的尝试。
柳青描写的梁三老汉形象更多的注入了他对农村现实生活的体验,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他的实实在在的经验出发。梁三老汉的形象正是代表了那个时期农民对土地的深刻眷恋,他们朴素的生活态度。中国革命所携带的那么庞大的思想观念,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殊死搏斗,无产阶级先锋队等等,这本来就是意识形态的虚构,农民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以于农民来说,能过上好日子,有自己家的地,有自己家的房子,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文学作品如果要真实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情感和心理的话,就应该把那些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空话大话剔除掉。在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当然不可能,这就使那些放低了姿态的,更本分本色的文学性描写表现出一定的诚实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从政治出发来设定历史和现实的本质,就是虚构了一个绝对真理性的本质规律和历史趋势,如果去除了这些东西,还是能够还原出生活的本来面目,揭示出生活更为本真的内涵。

    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丰富性。


    这部小说作为“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一平台上,它在艺术上还是有它的突出之处。小说对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性与对心理刻划的细致性结合得比较到位。现实主义小说当然是写人物与事件,但真正写到位并不容易。这部小说写人物的行为显示出颇为出色的艺术。精炼而准确,显得很有生活的质感。同时,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相当成功,这不仅体现在描写梁生宝、梁三老汉,就是次要人物,梁秀兰与杨明山恋爱中的心理刻画也很见特色,显得层次分明而细腻。 就是通常作为被贬抑的“他者”形象的素芳,也写得很有意味。读读她到姚士杰家帮工的心理微妙变化,就可以看出柳青的笔法确实有不俗之处。素芳在磨房磨麦子,姚士杰翻墙入内把她强奸了,素芳的心理从害怕到期待的转变。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总是贬抑并驱除这类女性形象,把她们作为唯一的欲望话语表达的符号,同时又总是能把她们的肉身和魅惑写出。在被道德贬抑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位置。


    当然,这部小说在与当时其他作品相比,在叙事上显示了一种丰富性的力量。作者把抒情性描写与对现实的反思性评价结合起来,使得叙事的要素显得相当丰富,也可以见出作者怀着理解历史与现实的愿望,使作品更显出一种思想的厚重。作者显然怀有现实主义式的全面表现历史的愿望,力图使作品概括更广阔的生活内涵,那些思想性的评价,推动着全知全能的现实主义叙事进入到更高的境界。尽管今天看来,那些反思性表现了概念化的倾向,但在当时,小说叙事具有这样丰富的元素和视点多元展开的立体感,无疑还是跃进到一种高度。


    总之,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设计小说叙事结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的现代性政治激进化在文学上激进化表现。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也是“历史化”的理想之作。如此概念化的文学观念可以如此有效地展开历史实践,这本身足以说明中国的现代性激进化强烈地要从文学那里找到自己的影像,那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自我认同。文学为激进化的革命想象提供了充足的范本和必要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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