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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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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历史变形记(一)  

2005-11-25 14:39:37|  分类: 文坛解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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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是现代性的产物,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内容,由此给定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民族—国家“寓言性”叙事的超量表达,长期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主导历史。完整性与合目的性的现代性叙事方式,使长篇小说在精神上和审美上都具有父亲般的支配作用。当代文学显然也非常依恋和依靠这种现代性美学。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不得不因为宏大历史背景的缩减而逐步走向个人经验——本文分析了这一变异的历史进程,但人们并不满意也不愿承受这种变化,而是一再寻求深刻宏大的思想内涵重新降临于长篇小说。在年轻一代的作家那里,个人经验开始成为写作的主要动力,在他们对个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富有力度的把握中,也更习惯于从完整性和线性的叙事方式中找到文学表现的推动力。离开了完整性和线性发展的叙事模式,当代长篇小说就难有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性的永恒真理,只能表明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创新能量不够充足。事实上,只有破除了整体性的束缚,当代长篇小说才可能在后现代美学空间里获取更有活力的表现方式。这并不是简单回到形式实验的老路,而是寻求一条更具有多元美学品质的与时俱进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现代性、父亲、历史化、完整性。

    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是一项特殊的历史产物,准确地说,就是超级“历史化”的产物,它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到极具乌托邦时期的产物。长篇小说以它宏大的结构与广博的内容,可以概括更为丰富充足的现实,表达人们更为深广的愿望,集中体现现代性的历史需求。如此说来,西方资产阶级的长篇小说也是现代性的产物,从巴尔扎克到狄更斯,从维克多·雨果到托尔斯泰,从福楼拜到乔依斯,理论上说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现代性历史愿望的表达。但西方资产阶级长篇小说与个人的经验,不管是表达主体,还是被表现的主体,——用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 “与个人的力比多驱动”  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西方的现代性一直具有双重焦虑,即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回到个人身体的焦虑。尼采作为现代哲学的宗师,他的哲学是一种回到身体的哲学。但尼采开辟的道路并没有宽广的前景,在海德格尔的阐释中,现代哲学依然历经着历史—本体论的宏大叙事,直到德里达、福科和列奥塔,尼采开创的回到身体的哲学表达才有了新的转机。现代性文学显然存在着更为矛盾的情境,它被更为直接的现实愿望与个人的情感所裹胁或者说分裂,在中国,回到个人的“力比多”始终是一个被压抑的主题。尽管说中国的现代性有着更为迫切的民族国家寓言诉求需要表达,但在中国早期的现代性,或者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性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寓言与个人的“力比多”还是混淆在一起,以至于在茅盾、肖军、萧红这样最典型的革命红色作家那里,民族国家的寓言与个人的“力比多”还是相互渗透缠绕。但到了1942年以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现代性有了更为明确的历史目标,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更为坚定,个人的经验及其力比多愿望被排除出写作领域。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是突然间中国的长篇小说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景象,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叙事展现了一幅又一幅壮丽的画卷,它们令人激动不已,令人如醉如痴。现实镜像被当成历史本身,并且成为现实存在的前提与保证。多少年来,文学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强有力的证明,它的形象与情感的功能令人深信不疑,可以有效地重建现实。关于现实的历史想象达到极致时,个人的“力比多”必然被剔除。人们象依恋父亲一样依恋强大的历史想象,不仅变成了一种习惯,而且成为不得不如此的习惯。失去了父亲,我们就不能思考,正如失去母亲我们就不能生活一样。我们一直是以孩子般的天真来对待文学,这是一种依恋和依偎,长篇小说就是父亲的宽广怀抱,我们要的就是让我们活下去的力量。
    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作为“历史化”的宏大叙事而产生意识形态的作用 ,就这点而言已经是老生常谈,也无须再加论证或细究,这只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显然,人们依然迷恋这种状况,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而且这种迷恋依然成为对当代长篇小说生产的外在的或内在的规范性支配。问题在于,其一,人们只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加以拒绝,而没有从现代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其二,人们以为抛弃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外衣就解决问题,事实上,现代性在美学上的支配作用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和深刻的作用,因此,其三,它导致了人们对当下长篇小说生产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奇怪地是以在理论上被人们意识到的意识形态超量写作为标准的,也就是说,对当下的不满,经常下意识地援引那些过度历史化的作品为依据,以其强大的“思想性”为参照,来表达对当下思想性薄弱的否定。其四,实际上,作家们的表达也依然迷恋完整性和整体性的现代性美学规范,只有在完整性的表达中,当下长篇小说的审美表达才会心安理得,才能如鱼得水。
    由此说明了当代长篇小说的生产处于一种表里不一的张力状态。一方面在逃离“历史化”,另一方面又渴望重新“历史化”。当然,这种逃离是一种有序的逃离,只是在某种阶段它无法前行,它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当然,文学的道路就只是写作的道路,理论是灰色的,理论所能做的,只是去看清历史真相,为未来提示可能性。本文试图讨论这些问题:当代长篇小说写作是如何逃离现代性的超量意识形态的;描述出历史变异的线索和结构;揭示当代长篇小说生产的最有效的美学规范;它的意义与有限性。由此,看到了历史,认清了现实,或许可以看到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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