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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长篇小说历史变形记(四)  

2005-11-25 14:47:53|  分类: 文坛解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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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告别的父爱:性格与命运
 
    当代长篇小说跟随着文学从国家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走出来,它显得最勉强也最被动。作家的主体意向一度给它注入了思想基础,但这些思想经历后现代主义以及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也难以摆出“终极真理”的架构。尽管“历史终结”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但它不绝于耳地流传,至少使人难以坚持历史绝对在场的观念。9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场域被各式各样的话语碎片所覆盖,个人“力比多”开始起到更有效的推动作用,没有历史感和深度性的文本构筑成众声喧哗的当代现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文学崩溃的场景,个人化的话语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表达方式,个人的力比多比任何时候都充分而主动地得到表达,尽管压抑始终存在,但转向自我和身体的表达无论如何还是有变形的表达途径。
从整体上来说,当代文学并没有在一个“历史终结”(我们姑且透支这个概念)的时期找到最恰当和有效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适应和直接的表达,它是卓有成效的;而作为一种更积极更有效地穿透这个时期,并且展开新纪元式的话语创造,当代文学显得缺乏创造的活力。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更显得力不从心。仅仅从艺术表现形式来看,长篇小说的变化并不大,如果不是从更内在的深层的话语建构角度来看,长篇小说几乎岿然不动。当然,背景与内在的空虚无论如何也不是外在的艺术形式所能掩饰得住的,长篇小说依然要寻求新的内在性,寻求艺术表现的力度。当艺术表现的纯粹性力量不能支撑住艺术本身的伸展时,它依然要回过头来寻求内在思想作为支撑。
    艺术表现力与内在思想性这二个并不一致的问题,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场域中被最大可能地混淆。本来个人的“力比多”的话语应该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但创造性与生命底气的薄弱,使得个人的“力比多”话语流于表面和空泛。艺术想象力似乎已经枯竭,它不能拓展新的场域,只有责怪当下的现实和迷恋过去。在这样的场景中,人们除了怀念“父亲”的强大有力的统治没有别的想法,这依然是稚气未脱的想象。本来摆脱了历史理性的文学,可以在个人“力比多”的驱动下,找到新的话语,但空泛的表象没有真实的质感,人们止步不前,掉头寻找丢失的家园。“晚生代”作为一群离家的孩子,在90年代的历史空场中要夺取一条自己的道路显得困难重重。他们既不能沿着先锋派的踪迹,更没有能力与“美女作家”的时尚姿态打肉搏战。在市场与依然存在着的政治话语的夹缝中循序渐进,“晚生代”不是象先锋派那样早熟和聪慧的一代,毋宁说他们是苦磨的一代。时间和经验使他们成熟,这使他们更容易与传统和现实达成妥协。“晚生代”能坚持下来并且突显出艺术实力,完全是以对传统小说的臣服为代价——尽管他们也加入了独特的领会和现实的需要。
    这个群体也许称之为“中坚群”更恰当 ,这里只举出他们在长篇小说写作方面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来分析。可以注意到,他们的长篇小说写作有一个回归传统现实主义的倾向。这个倾向既没有任何思潮与运动的背景,也没有个人的刻意的努力。它是先锋性创造姿态放低后文学常规化的必然后果。很显然,常规小说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只是当今的现实主义显然与经典现实主义有明显乃至深刻的区别,这个区别并不是创作者有意识的艺术行为,只是历史情境使之不得不如此的结果——它是“历史之手”完成的作品。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的,意识形态背景与历史理性都无法起到主导的支配作用那种已经形成的历史情境。回到常规的现实主义也依然是在个人的立场上来完成表达。这批作家当然要把希望寄托在艺术表达上,思想的穿透性(以及批判性)一方面被抑制住,另一方面也难以建立。艺术表达就成为文本唯一的支柱。语言接近生活的那种先锋性表达显然有相当的风险,有限的艺术性强调就落到在传统给定的要素上下功夫。因此,在荆歌、熊正良、鬼子、董立勃、艾伟、刘庆等人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成为小说的艺术表现用尽功力的地方。这种做法在中篇小说那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长篇小说也如法炮制,大有驾轻就熟之势。荆歌的《爱你有多深》(2002)、艾伟的《爱人同志》(2002)、刘庆的《长势喜人》(2003)、董立勃的《白豆》(2003)等等,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收获》与《当代》,都是广受好评的上乘之作。
    这些作品都是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发展推进故事,线性的时间是命运增殖与力量呈现的必要通道。这些作品里的人物总是命运多桀,坎坷多变,一步步走向生活绝境,几乎所有的苦难都让主角碰上。苦难炼就了命运之不可抗拒的历程,造就了性格向着极端化的方向挺进。在这里,苦难、性格和命运是三位一体的一种力量,它们在互相碰撞和铰合中凝聚在一起,使小说叙述变得坚韧有力,使语言显示出了品质。因为叙述行进在不断被强化的苦难和命运境遇中,人物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怪异和极端,它除了把事件推向最坏的境地,迎来生活的崩溃外,别无选择。当然,也可以利用外部环境,象刘庆的《长势喜人》和董立勃的《白豆》,因为写作年代具有历史的强大压迫机制,可以通过历史环境给人物命运施压。但荆歌的《爱你有多深》和艾伟《爱人同志》就面临困难,在“后革命”的年代,压抑机制不那么明显,外部历史的力量没有强大到成为绝对的压力(也许存在这种压力,但这二部作品,以及现在所有的作品都没有能力去发掘),只有借助于人物性格,通过把人物性格扭曲,使生活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导致命运失控而走向极端。在命运崩溃的时刻,使文本获得力量。也是在这样的推进中,小说叙事和语言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即使是表面上松驰自如的叙述,也因为内在隐含着走向生活绝境的那种趋势,因而有一种整体性的力量。在这里,对生活的表面,对存在真理的追踪,实际上变成对艺术表现力,对小说叙事的力道的追求——这里以美学的形式重现了伟大“父亲”的身影。性格与命运成为小说艺术表现的同谋,而不是象经典现实主义那样,成为政治信条或历史思辨的助手。但它对时间线性发展的依赖,它寻求的整体性和单方面不断强化的艺术手法,它的叙述主体在场的那种目的论,都表明它是对现代性美学的回归和强调,它是在美学上对“现代性之父”的重新臣服。那种命运的力道达到极端,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美学规则和趣味,关键是把握住结构、整体和方向。这是对由来已久的父爱的眷恋,也是以美学的形式对“现代性之父”的虔诚颂扬——它是美学意义上的父爱的欢乐颂。艾伟的《爱人同志》最后让刘亚军放火烧了那幢房子,他也完成了自我终结,而文本也完成完整性的终结,张小影也解脱了,一切都解脱了,一个完整的结束。真是圆满啊,无懈可击的圆满——在父亲的圆满怀抱里,子一代成熟了。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对完整性的认同就是当今长篇小说叙事的天敌,仅仅是说,过分追求完整性,形成完整性的惯性,这就抑制了当代长篇小说写作的更多的可能性。它本来可以破壳而出,但它没有。
    尽管在当代长篇小说发展到这种状况的前提下,这种小说叙事卓有成并且也推进了常规现实主义的发展,但它的驾轻就熟和老道,只能表明常规现实主义走到顶端,而不能表明当代小说叙事已经无路可走。事实上,这几位作家的几部长篇小说已经处在冲破整体性的边缘,荆歌对荒诞感的把握,对语言的那种欢乐般的张力的寻求。艾伟可以对性格心理进行多方透视,他能穿过生活的不可能性,能够把绝望的的时刻写得淋漓尽致。刘建东对多元视点运用得相当自如,把生活的荒诞性与反讽结合在一起,让生活变形和变质,看到存在的局限性。只要往前走一步,就可以预计更有冲击力的东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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