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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长篇小说历史变形记(五)  

2005-11-25 14:49:05|  分类: 文坛解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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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逃逸:文本敞开的可能性
 
    有必要看到的是,另一部分作家向经典现实主义提出挑战。长篇小并不是单纯恢复历史存在,而是重新给历史编码,给语言提供更大的场域。90年代依然出现当代长篇小说最极端的作品,这就是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1998),这个人倾注了六年时间,写作了一部四卷本的长篇小说。一次对经典的冲动和梦想,却转变为对经典的全面颠覆。刘震云的反抗同时带有胡闹的嫌疑。但整整六年,一个如此智慧的作家的行为,不能不看作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部作品对乡村和城市进了双重解构,不再是单向度地批判城市或现代文明,而且对乡土中国也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这部作品令人惊异地以最彻底的方式解构了父权制文化,“父亲”在这里被完全戏剧化了,他是欺骗、无耻、无赖的综合体。同样包含着对整体性和历史理性的嘲弄,刘震云的叙述颠三倒四,没有时间的自然行程,父权制的强大的线性时间被任意割裂,置放进杂乱的后现代场域。在这里,语言的快感、反讽和幽默、戏谑与恶作剧构成叙事文本的主要元素。当然,在这部作品中依然有一种肯定性的价值,那就是“姥娘”所表征的母系文化的人伦价值,那是一种来自传统深处的“孝道”之类的精神家园的根基。对于刘震云来说肯定性的价值并不明确,也不刻意求证,那是回到乡土中国生活本真性的一种有限价值。没有理由认为刘震云的如此过分的行径可以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夺取一条宽广的道路,但作为实验性的文本,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它表明什么道路可行,什么不可行。在刘震云之后,没有人走这样的弯路,但人们也应该知道走直道显得多么无能和无耻。
    张炜在新世纪之初出版《能不忆蜀葵》,以强烈的抒情意味和对现代主义场域的迷恋展开叙述,一种灵魂和肉体的撕裂也撕扯着文本的叙事,但张炜能凭借过人的才华做到游刃有余,他的批判性或反思性已经不再是障碍,而是叙述的动力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张炜的虔诚几乎愚弄了现代主义。
    河南人在当代小说方面的胆大妄为,直到阎连科的《受活》(2003)才让人幡然醒悟,原来河南人如此有原创性。事实上,二年前李洱的《花腔》(2000)就令文坛吃惊不已,那是一部相当结实的作品,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导引着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小说叙述以如此自由而穿透力的形式推进。阎连科的《受活》对现代性的革命史进行了独到的描写,使这段历史的呈现显示出极为复杂的意味。很显然,这部小说在文本结构、叙事方法以及语言方面,显示出倔强的反抗性。在这里之所以使用“倔强”与“反抗”,而没有用“创新”这种说法,是因为说“创新”太奢侈。这种文本是怀着对乡土中国,怀着对革命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命运的宿命式的关切来展开的,因而,阎连科试图回到乡土中国残缺不全的历史中去。在这里,革命史与乡土史是同样破碎的地方志。小说不断夹杂“絮言”于正文叙事中,这些“絮言”是对正文的补充与解释,然而,这本身说明,一旦回到乡土中国的生活状态,回到它的真实的历史中,那些东西是如何难以理解,没有注释,没有说明,现在的阅读完全不知其云。这是对被文化与现代性培养的阅读的极大的嘲弄。乡土中国是如此顽强地自我封闭,它的语言,它的那些说法,难以被现代性的叙事所包容。当然,更重要的是,阎连科在这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河南方言,特别是那种叙述语式。这种文本带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带着存在的倔强性向当代社会扑面而来,真是令人措手不及。很显然,“絮言”同时具有文本结构的功能,对一个正在进行完整性叙事的文本加以打断,插入另外的表达。阎连科在这部对残缺生活书写的作品,也使之在结构上变得不完整,变得残缺不全。那些“絮言”的补充结构,并不说明把遗漏的遗忘的和被陌生化的他者的历史全部补齐。相反,它意指着一种不完全的书写,无法被概括和表达的乡土中国的历史。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小说采用中国旧历来作为叙事的时间标记,所有的时间都在中国古旧的黄历中展开,现代性的时间观念,革命史的时间记录,在这里都消逝在古老的黄历中。诸如“阴农历属龙的庚辰年,癸未六月……”,“庚子鼠年到癸卯兔年……”,“丙午马年到丙辰龙年……”,甚至柳县长在回答地委书记关于列宁的生卒年时,他也用“上两个甲子的庚午马年家历四月生,这个甲子的民国十三年腊月十六日死”这种老黄历加以表述。这些莫明其妙的时间标记,顽强地拒绝了现代性的历史演进,革命历史在这样的时间标记里也无法被准确识别。
    在过去,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只有在写城市,或者写历史才能促使文本开放,其语言则是在现代主义的审美感知的氛围中来加大修辞的表现力。现在,阎连科居然在回归乡土,回到方言和口语中,文本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文本洋溢着顽强的解构活力。就这一点而言,阎连科的这部小说为当代小说的本土性所具有的先锋意义,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最具本土特征的小说,也有可能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具有解构历史及其现代性象征体系的顽强的力量。
    这里勾勒的只是当代长篇小说历史变异的一个侧面,这是一个并不富有诗意的历史变形记,毋宁说它充满苦难、狡诈和诡异。当代长篇小说还有另一种历史,还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展开——那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历史保存史。对于我来说,更愿意看到一种可能性——一种逃离的可能性,一种始终创造和逃离的可能性。看到这种可能性,于是,我们可以豪迈地说,汉语长篇小说依然具有创新的活力,逃离了“现代性之父”,子一代有自己的出路,在历史破碎的间隙,他们灵巧的身姿可以躲闪,可以诡异多变,因为不再被一种力量支配,也不再向一个目标进发,长篇小说的叙事可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这正表明,本文的探讨只是一个开端,一种历史的终结和写作零度的开端。这是一个重新写作的时代,一个写作全面更新的时代。
    站在21世纪的某个偏僻的角落,回望中国长篇小说的历史,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看到一座座的山,山后面还是山,沉重坚实的山——父亲般高大的身影——但我们并没有望而却步。山的阴影就足以把我们渺小的身影遮蔽,可是我们在行走,努力逃离大块大块的阴影。不动的历史与动的我们构成一种拉力关系,只有逃离,转身走去,才有道路可行,才能开创我们的历史。
    多年前,尼采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发问:“看呐:这是个新的诫碑。可是那些将帮着我把它抬到山谷里去铭刻人血肉人心的我的兄弟们在哪儿呢?”现在依然没有回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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