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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之一  

2006-01-21 22:32: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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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建制中,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象文艺学这样英雄气短,曾经辉煌一时,作为中文系各门学科的基础与前提,现在,虽然,象文学史一类老实巴交的学科还不得不沿用文艺学的那些基本命题,其他的学科算是与文艺学不辞而别了。事实上,文艺学学科中的人们也对那些核心理论,那些基本命题也有点莘莘然,上课给学生讲的是一回事,背后自己热衷做的研究是另一回事。一门学科的存在当然是以它最基本理论核心,基本的命题,基本的体系而存在,但对于文艺学来说,这些核心、命题和体系都显得疲惫不堪,只是依靠过去的威严才维持住现在的体面。在中国,文艺学学科汇集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就象这门学科一样,曾经豪情万丈,野心勃勃,都是要给文艺立法,给文艺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但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了。这使顶天立地的英雄,转眼间只剩下美人迟暮的沧桑。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媒体之流,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不是说文艺学学科确立的那些命题有什么不对(它曾经是真理性的绝对命题,直到今天我也不敢对其说三道四),只是人们不再这样来看问题,不再这样来谈论问题。人们都知道文艺学的那些“原理”是一笔遗产,一项不动产,只有少数人才有继承权――继承权的获得是一项历史化的部落式的追认。

既然那么多的人既没有继承权,又不想继承,那么,他们能干什么呢?文艺学科汇集了那么多的雄心勃勃的人,岂能就此袖手旁观,无所事事?文艺学科中的人们,已经深知不可能再抱残守缺,就是吊死在“原理”这棵树上,也不会获得烈士的称号,因为其资格还有待确认。就这一点,儍子都看得出来,更何况那些精明透顶的莘莘学子呢?毫不奇怪,这些年来,文艺学学科都在“声东击西”,唱的是创建文艺学的中国学派或流派的高调(这就是声东);实际都在憋着劲攻克西方当代理论的堡垒。这使当代文艺学偏离了前苏联的轨道,似乎正在走向歧途。所谓文艺理论中国学派的诉求,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当代文艺偏离原来的传统深怀焦虑,对转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论表示了怀疑。事实上,当代文艺学并没有真正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

无庸讳言,当今的文艺学体系来自前苏联,文艺学学科之所以具有基础性理论的地位,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炼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无疑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学说,既使在资本主义西方的大学体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都居于强势地位。欧美的大学校园里左派少说也占据半壁江山,加上青年学生响应,总有呼风唤雨的能耐。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右派并没有大获全胜,相反,依靠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左派的思想反倒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不用说,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后殖民学说,媒体研究等等,分门别类又相互交叉重叠,混乱不堪又泾谓分明,左派的批判理论在资本主义搭建的舞台上,表演得淋漓尽致而又漏洞百出。但不管怎么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唯独没有“文艺学”这门学科,这使得杰姆逊、米勒、伊格尔顿、德里克等左派大师,也对此大惑不解。现在,全世界的人文学科中,可能只有中国的中文系有一门学科(而不是课程)叫做“文艺学”。当今的俄罗斯恐怕也没有,前苏联的体系早已让他们抛到脑后。想不到只有中国的大学为前苏联的体系守灵。日丹诺夫的后裔们肯定会怀着感激之情,而老牌的欧美左派们可能并不以为然。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背这个包袱谁背?

多年前,格非有一篇小说题为《褐色鸟群》,那个居住在水边的与世隔绝者,看到一个叫做棋的少女,她的身上背着一个包袱,她打开给遁世者看,那是一幅画;多年之后,那个遁世者又看到这个少女经过他的居所,并且一样背着一个物件。遁世者说,你是那个叫做棋的少女吧?少女矢口否认。这使遁世者犯糊涂了,他明明记得她的行装也一模一样。然而,那个少女打开那个包裹,那是一面镜子。当然,这个寓言一样的故事似乎意指着多种意义,它也可以意指着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的某种境况或遭遇。现在,文艺学那个可人的少女,出走多时之后,回来打开行囊,里面不是一幅画,而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以反映任何内容,但是镜子没有自己的本质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原本的那张画,不过是贴在镜子上的画,一面可以反映万事万物的镜子,被一张画给遮蔽了,我们看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但是失去了映照的功能。我们现在揭去画面,获得了映照功能,但我们失去了本质。如果说,过去的本质是虚假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失去,而是获得了一面镜子。现在,可以自由而随心所欲地映照万物。但是,一面镜子,热衷于反映论的“文艺学”,却无意中道出了自己的真身。

这并不是对当代文艺学的苛求。实际上,当年从前苏联那里获得的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文艺的本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民族性及历史发展规律,文艺本身的艺术形式及规律等等,这些命题无疑都十分重要,迄今为止还在以各种方式支配着文学艺术的阐释。但在过去的体系中,这些命题在今天看来存在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其一,它的真理性与作为前提的权威性问题:在教科书中,这些命题都是以真理式的基础和前提性的形式出现的,在文艺学原理的体系中,这些问题都被确认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内部的重要问题,对其解释和争论,也只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去理解。而要把它们作为文艺的一般普遍规律来对待,就很难得到清晰的说明。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相反?或者相反相成?这些论辩在注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准确意义时无疑是意义重大,然而,要用这些问题来作为文艺学的根本问题,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在对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的阐释中,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起作用是多种力量或原因,并不是那么绝对或简单地由经济起作用[i]。诸如此类的命题或问题,足以让文艺学进入真理探险的漫漫长途,在概念的辩析与意义的二元对立中耗尽想象力。

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建构起来的文艺学体系,在意识形态稍加松懈的时期,显然就失去了中心化的力量。权威性的自我隐匿了,它成了一面空镜子。因为其本来的权威性,因为那些根基还在,文艺学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正面的革命性举措。历史的权威性依然维持,人们采取绕道而行的措施。这些体系原理依然在大学的课程中作为“基础理论”传授,很显然,这些“原理”已经形成定论,不会再有什么特别的深化或变动。现在,文艺学的热门课题,不再是从原理中引申出来的任何问题,而是另辟蹊径的探索。特别是西方的现代文论,成为当代文艺学努力探求的领域。如果考虑到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主要也是左派们在操持,那么,这种偏离与其说是改弦更张,不如是说是重新回到学术史的历史程序中。很显然,当代西方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也是浸透了马克思主义,七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成为显学,严重影响了欧美的文学理论与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如新批评、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等,还没有沾染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色彩,而70年代以后,后结构主义广泛影响了人文科学,而后结构主义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缘。尽管那些后学大师,福科、德里达、拉康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渊源都讳莫如深,但骨子里的左派是不可能逃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支柱的。多年之后,德里达终于站出来仗义执言,这些“后学”之后的人们,都没有逃脱马克思的幽灵(的支配或对这笔遗产的分享)。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没有逃脱马克思的幽灵,就这点而言,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沉浸于其中的西方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半步,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它偏离文艺学的根基,也不过是偏离了前苏联的传统。现在,另辟蹊径却接上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如此看来,文艺学也并没有离经叛道,更没有走火入魔,不过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它也不得不重整旗鼓而已。



[i] 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其他的补充性题,例如,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但实际上,经济决定论,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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