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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当代理论的越界与转向之二  

2006-03-06 21:38: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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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的《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1],对现代理论过剩现象做出阐释。这是应对当下学界抱怨“理论过剩”之说而言,但余虹具体的驳议并不多,主要还是阐释近年来西方学界开始流行的“理论过剩”或“抵制理论”的说法。实际上,也是近十多年来,西方理论界对20世纪理论的各种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其聚焦问题集中在理论对学科建制的冲击,专业化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以及激进与保守等问题上。余虹分析了“理论过剩”的一些观点,其中特别讨论了福科关于理论批评性的看法。这篇文章提出这个问题,其意义显而易见。但有一点似乎还可以强调,保罗·德曼的《抵制理论》一文并不是号召对理论展开抵制,而是揭示出当代理论本身构成的反思性关系。这种反对恰恰在于理论内部发生的反思性批判,理论内部存在着的反对自身的动能,在后的理论总是存在着对在前的理论的抵制和反思批判,在其反思性的基础上才有新的理论学说展开的可能性,这才是理论构造自身的动力和合法性所在。当然,德曼的论述也还是有语焉不详的地方,到底是理论内部存在的反对批判的抵制关系,还是一种理论自身构造存在的抑制关系?德曼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反对可能是理论话语的内在构成……,很可能正是这种有争议的反对,这种有系统的不解和误述,这种非实质性的但又永远反复出现的反对,成为理论事业本身固有的一处抵制的被置换了的症候……。文学理论的真正症结,不在于同论敌的论争,而在于同自己的方法论上种种假设和可能性的论争。”[2] 如此看来,抵制不只是在理论内部各种不同的理论话语之间展开的反对,而且还在于这种理论话语本身如何克服和抵制自己的元理论设置的那些前提、逻辑和范式的斗争,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值得展开讨论。<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张颐武的《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试图重新界定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想象的关系。当代中国文学还是现实主义起到主导作用,而现实主义的传统在80年代发生深刻变异,现实主义文学更倾向于反思性的叙事。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市场给国际资本和世界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比在任何时候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显得重要。这一发展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内”“处”的界限和中国的固有的失败和屈辱的历史角色,“中国开始从自己的近现代历史的规定性中解放,获得了新的空间的定位……。”文学如何提供一个当代中国自我想象的新形象,这无疑也是文学的任务之一。在张颐武看来,中国社会正处在脱贫致富的崭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处于脱第三世界贫穷落后的旧有的形象和自我认同。中国文学应该在脱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去重新建构中国形象。而他从一系列大众传媒文化建构的中国想象中看到前景,那就是由章子怡、姚明等重塑的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当代文学的历史想象应该从中汲取能量。不能说张颐武说的没有道理,但显然,张颐武的观点可能会承受知识分子话语场域的压力,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话语还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话语,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批判,还是人文知识分子占主流地位的话语,而这种认同性的话语是否能获得广泛的赞同还可存疑,但张颐武的观点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程光炜《知识·权力·文学史》[3]一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框架,这是属于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范畴。重写文学史一直是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尽管讨论甚欢,也有不少文学史著作出版,但真正具有新的文学史理论和较大突破的文学史著作尙不多见。程光炜显然是想从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那里找到新的文学史叙事框架。显然,并不存在客观的文学史,也不存在不包含价值倾向的文学史评价。程光炜显然在此更进一步,他要引入文学史的话语场的视野,把文学史中的各种资源、各种材料、各种活动都看成一种权力关系,来寻求它们之间的运作结构和建立起的话语形势。过去的文学史研究者,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客观公允的视角,但实际上,已经明显包含着对/错,优/劣,好/坏,积极/消极……等等价值判断。还原历史的场域就是把各种力量、各种话语资源看成是平等的,去看一种形势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其中权力是如此形成的,并构成中心化的机制。程光炜要揭示的是,文学史实际上是知识权力合谋的结果,也是象征资本再分配的结果。文学史叙事实际上是由一种更有力量的叙事完成了对其他的知识和资源的“规训与惩罚”的过程。这种文学史观念无疑是对旧的文学史客观历史提出的严峻挑战。尽管这种理论并不算新颖,来自福科的理论在中国大陆也有时日,但真正引入现当代文学史,真正要建构一种新的文学史叙事,在中国当代学术语境中依然是一项崭新的挑战性工作。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曾繁仁先生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4]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生态文学与美学是后现代时代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环保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主题,生态问题也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的热点。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曾繁仁先生把目光投向这片领域这是很有远见的。曾繁仁生态美学试图做出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生态美学植根于生态哲学,其理论来源一方面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另一方面是海德格尔关于“诗意地栖居”的设想。曾繁仁先生则要把基础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的基础上,而且要超越中国当代的实践论美学。这些设想无疑是基于中国当代学术语境和既定的学术前提,但是否真的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基础上翻出新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曾先生只是把实践论作为一项例行的前提未尝不可——在中国的话语创新都不得不有这样的话语保护带,但如果一种理论创新事先设定了一种优先性的理论框架或基础,那个逻各斯无疑会极大地限定理论思维的开放性和对更加多元理论资源的运用。这点就象前面谈到的德曼所说的“抵制理论”概念一样,理论自我创新尙且要与既定的理论前提抵制斗争,而我们的研究如何总是要设定一个已经被无数次给定的核心呢?曾先生担当了开拓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重任,相信他有更大的理论勇气摆脱过重的理论预设。

当代理论前沿只是一个相对描述,这里选择的几篇论文只是其中有限的一个侧面,对于本书的选编来说,或许可以把整部加在一起才能反映前沿相对明晰的面貌。从我们选编的构想来说,选入的文章总是要有一定的前沿性,因此,本书的其他几个部分虽然是放在其他的子题目下讨论,也不妨看成是前沿的一部分。



[1] 该文发表于《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2]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3] 该文发表于《中洲学刊》2005年第1期。

[4] 该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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