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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理论的越界与转向之六  

2006-03-06 21:4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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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研究:身体、图像及其向当下转向

 

文化研究在中国当代方兴未艾,已经要成长为一门最有活力的学科。实际上,在欧美学界,文化研究时兴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主要是伯明翰学派推动的这场学术转向运动,谁都想不到它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迅速就使传统的文学研究相形见绌,并且使其他的学科人类学、比较文化、大众传媒、娱乐文化和影视研究等等汇为一体,形成庞大的研究领域。以至于杰姆逊都概叹: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超级学科,言下之意,它已经是一个无法驾驭的怪物。实际上,杰姆逊本人就卷入文化研究,他说这种话象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过,西方的学者对自己所处的语境总是带有反省的眼光,经常充满了警醒和反讽。就象杰姆逊始终在批判后现代和现代性中言说一样,他对文化研究所持的态度,也经常是带着批判和质疑的反思立场。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向,英国的文化学派不用说都是左派人物,从威廉斯到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德·霍尔,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把眼光投向社会文化研究,随着电子工业和媒体的兴起,这项研究开始具有了更广阔的前景,深入影响到欧美的社会学和文学的课程教学。文化研究更直接地靠近当代生活,并且把阶级、政治或意识形态分析更加简单明了地结合到研究对象的阐释中去。随着后结构主义理论从法国大陆向欧美更广泛的传播,文化研究有了一套充分完整的分析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找到更具有工具和技术传达的学术载体。这是一套新的理论知识的生产形式,因为当下性,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有了强大的现实感。

文化研究在中国当代也不可阻挡地在大学文学学科中壮大起来。2004年,文艺学领域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文艺学边界”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文艺学到底是以研究文学为主,还是以研究文化为主?中国的文艺学本来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经典阐释到经典阐释。更年轻些的学者不再愿意束缚于古旧的体系,而要去阐释活生生的当下文化现实,并且由于当代文学也受到学科体制的限制和知识准备的限制,当下文化现实就成为理论转型最好的原材料。促使理论与现实对话,这是年轻一代的理论研究者不可遏止的冲动,文艺学边界的破除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种学术本能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产生,就不再可能回避现实活生生的文化。现实的诱惑和魅力对于重新焕发理论的生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对世俗日常生活的批判上,资本主义批判说到底是一种生活批判,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最根本的区别所在。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混杂了黑格尔主义在里面的,那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也就是重新理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释为一种理念,一种关于理念的理念。而马克思恰恰要把哲学从理念的王国拉回到俗世的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倾向。实践的核心就是生活伦理,就是人的伦理。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终被推向解放的学说,社会解放的根本还在于人的解放。

在这个意义,文化研究乃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在工业化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批判和解放,再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它表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追踪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展开的历史行程。中国的文艺学之所以固守住自己的历史,除了其体系过度严密的自律性在作崇外,最重要的在于它没有向现实开放,不管是活的文学,还是大众传媒及其更广义的文化,在此之前,很少被纳入当代文艺学研究范畴。这并不是争议文化研究是不是出路,文艺学应不应该扩大边界,而是那句老话依然是真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从革命理念化的社会转化为一个世俗化的消费化的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面对这个现实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好是坏是另一回事,转向文化研究对传统的学术秩序和学术范式是祸是福难以断言,但这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其后果即使是灾难性的,那也无法抗拒,这就是命运。这就如斯宾格勒当年所说,有力量的领着命运走,没有力量的被命运拖着走。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扰,那就是转向日常生活批判的马克思的传人,何以还要与后结构主义结盟?这可能是更深次的也更复杂的问题。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无疑还带着思辨哲学的痕迹或遗产,当年法国的现象学不只是把舍勒与胡塞尔混淆在一起,在科耶夫那里,黑格尔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不过一步之遥。在法国的现象学氛围中,会产生萨特的存在主义,而这种存在主义被声称为一种人道主义。这也表明法国人的思想中,骨子里所具有的世俗化特征和反理念化的倾向。在海德格尔赋闲失业的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哲学在法国的影响,海德格尔一定会意识到,他的深奥思想(按德里达后来的说法,那就是其中的神学—本体论的超验遗迹),需要法国人来做日常化和现实化的工作。人们只是看到海德格尔在关于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与萨特的论辩分歧,而没有看到在历史展开中的萨特的合理性和对未来的面向。福科和德里达都追随过海德格尔,后者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但这其中是马克思的幽灵在作怪,这点就是海德格尔所想不到的,直到1993年,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才道出其中的原委。可以看出,这二人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彻底反理念和反先验性的。他们预示了尼采之后的西方思想的发展面向,那就是向着更具有感性特征和个体经验的领域开放。这反倒是应了德里达的预言般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的无穷性和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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