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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理论的越界与转向之七  

2006-03-06 21:47: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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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使文艺学这个学科的边界向着现实生活经验开放,因为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推进的城市化和消费生活,这使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还多了一种变化的活力——它与现实的那些“激动人心”的画面混淆在一起,总算是融入了神话般的现实生活。作为文化研究面向日常生活最有效的证明,身体呈现是最具感性解放特征的事物,也是后现代时代文化了具有蛊惑人心的景观。陶东风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及其文化意味》[1],谈的是文学,从中要获取的意味是文化。文学在这里不再是鉴赏性的文学性的发掘,而只是当下文化批判阐释的佐证。从文学文本中读出历史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意图,同时读出当代文化的症候。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不是为当代文化寻求合理性的解释,而是给出批判性和质疑。这依然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立场。总是去揭示出现实的不合理性,总是给出诊断,知识分子话语从来就无法与当下现实同流合污。在被指认为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残余的同时,我们永远找不到一种知识分子与现实妥协的那条平衡木。木子美的身体解放令当代批判话语狂喜过一阵子,在批判中来重建当代文化图景,这几乎是批判话语包赚不赔的技俩。既保住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表现出高于当下性的姿势;又找到活生生的对话场所,可能产生现实化的影响,这是消费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想到就会激动的诱惑。文艺学的边界不开放都不行,再强悍的权威也守不住这道边界,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金元浦的《消费美丽:时代的文化症候》(文化研究网,<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05115),从当代对美丽狂热追求来读解当代文化的症候。金元浦揭示出,美丽不只是当代的生活时尚,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旺盛的经济产业。这是身体符号空前繁荣的时代,身体崇拜是读图和感性解放的核心。在这些问题上,金元浦的分析颇为深入透彻。只是在探讨消费美丽成形的原因时,金元浦的处理还可能还有商榷处。金文把视觉文化看成是消费美丽的原因,这可能不那么简单,二者处于同一平面,互相包裹,难以说何者为原因。而身体的本身的欲望,对身体的欲望,反倒更有可能构成视觉文化的原因。原因之说其实是一个逻辑陷阱,历史只是以一种可能性展开它的运作,逻辑也同样如此。视觉文化或美丽消费,都不过是感性解放的后现代的明证。美丽对时代的压迫是一个悖论难题,我们既不能弃绝,也无法有效地掌握度,“消费美丽”是一个人类回到自身身体的无限延异的游戏,是一个人类无限想象自身的游戏,是一个纯粹的游戏。

王德胜的论文《走向大众对话时代的艺术》[2]就洞悉了真相,大众化已经是当代艺术的新方向。在分析了一部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之后,王德胜认为:所有这些事实,都已在一个新的、当代审美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向我们摆出了一种明确的姿态,当代艺术及其创造活动的大众化努力,标榜并正在不断实现着艺术与当代大众的广泛对话过程。这一对话的基本核心,就是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作品与当代大众日常生活状态之间的相互趋近和认同,而不是彼此的间隔或分享,通过这一大众对话时代的诸种可能性及其现实活动,当代艺术愈益明确地显示了自己在人的生活和文化创造中的位置,愈益明确地显示了自己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及其过程的现实力量。王德胜概括得无疑相当精到,而在今天还要对此加以强调,则看出中国文艺学的前进的艰难。关于艺术走向大众化,这是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向的话题,从那时的先锋派作品,从早些时候的沃霍尔、劳申伯格,以及杜尙等的装置艺术,就显示反映消费时代到来的艺术与现实领域混为一体的倾向。彼得·比格尔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先锋派理论》中反复论证的所谓先锋派反现代主义艺术自律性的趋势,其实就是面向大众的后现代主义策略的作祟。几乎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们还在阐述或争议,艺术及其审美理论向大众化领域开放,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个问题,还带有旁门左道的特色。

当然,读图时代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挑战可能是为剧烈的,这在周宪的论文《“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3]表达得淋漓尽致。周宪认为,当今中国的文化传播空间里,图像已经对文字行使霸权,文字有可能沦为图像的配角和辅助说明,图像则取得文化主因的地位。他指出:“读图时代”存在着一场不见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这场“战争”还广泛地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文化领域。周宪引述了拉什的观点,揭示出这种转向动因在于“表意体制”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文化经济”,包括特定文化产品的生产关系、接受条件和消费结构;其二是意义模式,亦即符号学所规定的文化符号的能指、所指和指涉物的复杂关系。这二个层面确实揭示了图像时代的社会动因和由此建构起来的新的认知世界方式。但周宪笔锋一转讨论“拜物教”问题,如果把这一观点移到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中国当代文化语境来理解也许是更值得展开的讨论。文化经济其实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电子工业的产物,电子科技最充分和集中体现在图像信息的处理上,电子信息视听产品构成了当代高科技生产的支柱产业,仅此一点,它来源于麦克卢汉当年所说的,电子媒体是人性化的延伸,同时又再生产了这种人性化的需求。人类的视觉和听觉被当代高科技无止境地再生产,这就迎来了感性的彻底解放,图像才是德里达所说的能指的时代,图像本身只是能指,已经最大可能脱离了所指及实在世界的关系。看看好莱坞现在的影片,又及中国的大片《英雄》、《十面埋伏》、《无极》,这些“假大空”的影片,就是图像的极度霸权,图像自身的能指,它不再有所指的逻辑和实在的逻各斯在起作用。

周宪看到这样的“语言学转向”到“图像转向”的重大变迁,同时也看到了“语言学转向”本身就包含着“图像转向”。这不只标志着文化的深刻的变迁;同时也标志着语言中心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论受到严峻挑战。周宪呼吁说,“重要的不仅是看到这种变化,而且是理解这一变化根源,进而从容地面对这一变化。”[4] 



[1] 该文发表于《问题》(余虹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期。

[2] 该文发表于《思想战线》2005年第2期。

[3] 该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4] 参见本书第x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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