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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理论的越界与转向之八  

2006-03-06 21:47: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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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桥可能对此会有不同的看法。尽管杨乃桥的《图像与叙事》[1]并不是与周宪论辩的文章,它重在讨论图像与叙事的关系,但杨乃桥显然不同意“图像时代”已经到来的说法。在杨乃桥看来,所谓图像时代到来不过是玩弄小叙事的小众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强行命名。杨乃桥认为:问题在于,这个仅在学理上被定义的“全球化时代”从学术上来讲无法不隶属于“后现代”或“视图时代”什么的,因为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存在于时空中的延展,其本身无所谓“后现代”还是“视图时代”,只是被小众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学术体系以理论和术语来强迫命名而已,并且这种命名对于那些真正的持卡消费者来说既毫无兴趣也懒得关注。话说到这一步就有点强人所难了。从理论来说,任何对一个时代的概括,再进一步,任何关于存在世界的认知话语,从来都是小众知识分子的话语,就是把世界说成是文字叙事构成的也是一样。认为任何一种言说都是叙事,对时代的概括都是一种叙事,这并不是说这种叙事与世界或时代毫无关系,仅仅是说它只能存在于话语中。而这种认知具有效力,具有认知的可能性和优势,它总是要获得更多的认知者的响应和认同,而在这种认同中,集体经验和现实体验还是会起作用的。维特根斯坦说“我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验的问题。当然,这变成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不是三言二语就可扯清楚的话语与实在世界的关系问题。学术话语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世界的存在,不能说那是学术话语就与世界存在无关。世界是沉默的,但语言构成了人们的直接现实。这并不只是对小众话语适用,对大众话语也适用。杨乃桥认为“图像时代”到来只是一小部分玩弄小叙事的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说,或者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这可能值得再加讨论,读者是否同意,可以读读这几篇文章,做出判断。<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在我看来,“图像时代”到来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字叙事就兵败如山倒,文字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可能文字还有挣扎的余力。问题不在于未来文字只是依附于图像才存在,而是文字写作是否还具有自身独立的方式和形式。在过去,我一直坚持认为文字始终是不灭的,因为那是人类认知世界最原初而古老的方式,这将与人类的生命同在。但直到出现博客写作,我对此的信心开始动摇。只要看看博客粗通文墨的徐静蕾写些私生活再贴点图片,她的博客的浏览量超过千万人次,就足以宣判精英文字写作的终结。而这个写作早在木子美用身体撞击文字就开始了,但木子美奇怪地对文字有一种敬畏,她用身体充当文字的诱饵,最终是文字的在场遮蔽了身体,这是她展开身体的动机。但在徐静蕾的博客时代不同,文字的功能已经降到最低限度,不能说徐静蕾对文字不虔诚,她越是虔诚,她的写作越是与文字无关,她的所有的文字都不是文字,都只是依附于她——一个影视明星在场的图像化的存在,一种形象的拜物教。徐静蕾的书写只是象征化的书写,是写作的象征化。是一种写的不写,是不写之写。她成为这个时代的写作之母,一种反写作的写作之母。写作历史的终结从这里开始,从此之后的写作,不管是大师的写作,还是小众的叙事,都只是苟延残存。也许这个断言还要经历一百年才会成为现实,但那能有多大意义呢?

实际上,文化研究的领域相当广泛,并不只是应对当下光怪陆离的消费社会,文化研究在向历史领域,特别是中国更具有体制化的现实领域延伸时,其更为确实性的意义也会突显出来,这方面孟繁华的《大众文化与文化领导权》[2]一文可以看出其独特的意义。“文化领导权”概念是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替换,因为“文化霸权”在当今中国政治语境还是会引起误解,换成“文化领导权”就好接受些。文章考察了大众生产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文章阐释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如何利用通俗文学来获取民众对现实政治及其统治形式认同,通俗化或大众化创建的文学想象,有效地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内在凝聚力,因此就不难理解——正如孟繁华指出的那样,民族性、理想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构成了这个空间的支撑性主题。当然,文中提到的当下文化多元格局的问题,以及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等问题,还可再展开讨论。特别是后者,可能还有待商榷。因为全球化就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来说,归结为“美国化”可能不够恰当。

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认同的意义上来展开所有的主题,文化研究在当下的学术实践一直伴随着质疑和警惕,有些警惕是非常有勇气且值得重视的。本书收入的陈太胜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3],就从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提出的“憎恨学派”的观点,对后殖民批评的文学观念提出质疑。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关系,正如卡勒所说,在这种关系,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实际上,并不只是文化研究有此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就一直是这么干的,布鲁姆称其之为“憎恨学派”的那些批评流派,其根基就立在批判理论上。而后殖民批评不过是把种族问题换成阶级问题而已,就此而言,德里克就曾批评过后殖民理论,称其为“后革命”。在德里达看来,“后革命”就是反—革命,把革命的阶级斗争偷换成种族问题,而这些后殖民知识分子,实际不过是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料买办而已。这就是指着赛义德、斯皮瓦克、哈米巴巴的鼻子大骂了。但与德里克不同——奇怪的是,陈太胜没有提到对后殖民批评最激烈的德里克,陈太胜还是依据他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来展开论辩。这主要反映在对叶芝阅读中,赛义德居然把叶芝读解成一个为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义士——这样当然也未尝不可,但这成为衡量和评价一个诗人的诗的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标杆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在陈太胜看来,赛义德是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具体地说,就是挟持叶芝远离欧洲和西方文化(文学)传统,而与反殖民统治的历史嫁接到一起,更深刻的动机,则是与亚非反殖民化斗争的运动史连接在一起。作者提出文学研究要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把握文学研究的多元性内涵和多义的丰富性。并且敬告文化研究学者,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再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看来作者还是死守文学研究的底线,这到底是一种抱残守缺的遗老作风,还是一种真知灼见的清醒,就有待日后的历史来验证了。

因为篇幅关系,本书选编的其他论文就不一一论及。同时也因为时间紧迫,本书选编工作难度颇大,疏漏和错误肯定不少,只有恳请同行朋友和广大读者一一批评指正。任何选本都会留下许多遗憾,本选本也同样如如此,因篇幅所限,割爱不少佳作,十分惋惜。在这里,首先感谢李杨兄的诚挚合作,因任务下达突然,由我与李杨合作主编,今年由我来做主要工作,与李杨兄约定,明年由他来主持,这样分担轮流,也好各司其责。如果本选本有什么错误疏漏,责任在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研究生们,他们是:郑鹏、于淑静、许维贤、张清芳、饶翔、司晨、王振峰,他们协助我花费大量精力查找大量杂志刊物,反复讨论再做取舍。没有他们的齐心协力的帮助,要在短时间内编辑这本选本是不可能的。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06-02-17

于北京万柳庄

 

 



[1] 该文发表于《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2] 该文发表于《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3] 该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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