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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文学性处于一切边缘的幽灵  

2006-06-29 16:49: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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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说,我们可以把文学性综合地概括为小说的叙述修辞、思想意识、历史意识、语言风格诸多方面统一生成的一种艺术品质。不管是“互文性”(克里斯蒂娃)还是“陌生化”(布鲁姆),都不一定具有普适性。在大多数的阐述中,互文性就是一种机制,我认为这是阐述了一个过程,这是文学性阐述的一种方法,因为也有很多人不采取互文性的阅读方式,那么说文学性就不存在。在经验的意义上来说,它不一定有。陌生化的东西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如果从接受美学出现后,会发现“陌生化”概念就无法解释了,因为最后把“美”看成了一个解释的过程。在接受美学那里,它和接受主体是相关的,因为对于接受主体来说,这个陌生化是无限的,无限多样的。而且人们的经验是那么的不同,而且在哪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陌生化”是真正的“陌生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仅仅是你不知道,它才有“陌生化”。“陌生化”概念当然在布鲁姆那里是一个文学史参照的意义。但是谁会像布鲁姆那样对整个文学史那么了如指掌?而且布鲁姆的“陌生化”也存在着似是而非的问题。对布鲁姆来说,这样一个西方的经典的历史是一个文学家族的历史,是一个家族相互作用的历史。他还是贯穿了他原来建构的“影响的焦虑”的方式,在“影响的焦虑”的意义上,文学史被建构起来。在他看起来,莎士比亚、弥尔顿、但丁这些人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当然还有其它的人。然而他对后世的理解,都是最终回到莎士比亚,在他看来,文学只有一个父亲就是莎士比亚,他最热衷于讨论莎士比亚后面的所有的作家,所以有人像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是很不恭敬的,他对莎士比亚很不友好,他也能从托尔斯泰中读出莎士比亚。他也认为博尔赫斯也是莎士比亚影响的产物。这样一种影响的焦虑,是不是能够建构起文学史的一种脉络呢?而且我觉得,毫无疑问,布鲁姆是把这样的一种“影响的焦虑”夸大了。来看看中国的文学。我就发现“影响的焦虑”是不存在的,中国的作家根本就没有焦虑。无知者无畏,那么王朔又有什么焦虑?初出茅庐的人都没有焦虑,只有越写下去,焦虑才会产生,才会和文学传统接上脉。而在面向现实的批判理论的倡导下,文学创新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从传统中摆脱出来,只要写出当下的现实问题就足以解决文学创新的问题。传统继承或者说影响的焦虑,与文学的社会主义传统资源是矛盾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当年就设想传统只是一些外在的形式,甚至只是一些章回体的空架子,而不是更为内在文学性。影响的焦虑表达的传统,是世界性的文学前提,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西方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过去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现在更不可能逃离。没有文学性基本标准的文学,只能是廉价的文学。
文学性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它或许不可作理论概括,不可定义,但并不是不可阐释。象布鲁姆那样把新理论与文学性对立起来的做法也嫌狭隘。事实上,在某些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中,依然可以从中捕捉到阐释的文学性。当年的阿道尔诺这个典型的批判理论的批评家,他的文学艺术批评就具有深厚的艺术意味,本雅明的批评对布鲁姆就有明显的影响,而本雅明的“历史寓言”和“震惊”概念本身就是对文学性非常有力的揭示。至于解构主义者德曼,也是布鲁姆的同事和好友,他的解构主义批评展开的修辞性阅读,无疑也揭示了文学性的存在机制,在文本的天然的自我解构中,总是有一种奇妙的意味溢出来。文本的文学性并不就是美感或快感,文本经常以其意想不到的那种机制运作,无疑也是其神奇魅力之一。至于德里达,他居然可以在哲学文本中读出文学性修辞内容,这个长期被主流哲学界称之为文学批评家的哲学家,它对付哲学文本的方面就是通过联想、隐喻、想象、比拟来颠覆原有的逻辑结构。他的解构经常象一种可写性文本。在德里达的读解中,文本始终会有东西敞开着,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Thereis nothing outsidetext),这就是说,一切都在文本之内,社会历史的意识和无意识都在文本之内。
当然,说到底,文学性在狭义的意义上可能主要体现在“叙述修辞”上,这是文本本身的肌理。我觉得,就是思想再好,如果不具备叙述的能力,这个小说,这个文本,还是不能成立。诗歌也是。这是一个叙述修辞的能力,文学性最根本的东西。起码我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离开了它,根本就不能谈论文学性了。对文学作品来说,叙述修辞就是文本如何建构起来的那种艺术性。对于小说来说,那就是它的虚构性,语言如何虚构一个世界的问题。如果说到思想意识,确实文学性会包含思想性在里面,也会有一种历史意识在里面。但我一直认为,思想和历史是有区别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历史和现实,但没有思想,有些作品具有思想性,但没有历史现实的可还原性。思想是形而上的对人类的认识、人性认识的哲学蕴含。博尔赫斯和他的时代、历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你不能说他的作品没有思想,他确实有某种生动的、深刻的思想,他的很多作品就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把那个时代、历史揭示。当然这一点很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意识到的历史深度”的问题。作家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就很难说他的作品,他的文学性就从这里面被激发出来。这点就和布鲁姆矛盾,布鲁姆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强调这个的,是与文学性无关。但是我认为,这还是和文学性有关。
还有一点是对人性的提示,这和思想性的揭示就不一样。思想性的揭示是形而上的,对人性的揭示却是很复杂的问题。就像刚才提到的《第三者》,它揭示的是一种生存状态。这两个男人就是一定要回到男人的生活状态中去,男人的生活怎么能和女人搞在一起呢?他觉得这个生活是不纯粹的。他要纯粹的男人的生存状态中。从他的作品中,也看不出博尔赫斯的任何谴责,他们把一个女人杀掉,无疑作家按照这个道理,它是丑恶的,应该被谴责。但是,我们恰恰没有这个想法。我们读这个作品,当然会哀叹这个女性的命运,也从中会看到博尔赫斯的态度。但是这两个人,对他们的这种生活,也只能说扼腕而叹,也很难说让读者对他们很仇恨和厌恶。假如说这是一个法律的文本,法律的个案的话,这会激起我们对杀害了一种善良无辜的善良美丽女性的仇恨,那是罪犯,是犯法的,是不道德的,是堕落。但是我们在这个文本中看到的不是,而是两个男人那么执著的追求男性的生活,男性的世界,完全维护男性世界的完整性,不能够被女性侵入,这是一种绝望的生活。也不能说这是对人性的一种否定。只能说是人性的一种倔强性。我们说的文学性,就是在这种综合关系当中建构起来的。因为把生存的致使的事相揭示出来,文学性在这一时刻闪现出来了。
再说语言风格。语言风格与叙述修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叙述,比如说,读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的作品,为什么要加上语言风格呢,因为牵涉到母语的问题。这些翻译的小说可以看到他的叙述,但是看不到他的语言风格,因为它变成了叙述。像说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能看出他的语言风格,这是完全扯淡,因为原文是法语,哪能知道他的语言风格?比如说汉语变成其他的语言也这样。但是对母语来说,对文学性,对文学作品来说,从这一点来说,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对诗来说更是不可译的。我对文学性的这几个要素,同样适合于诗歌。诗歌是不可转译的,因为诗对语言,对词语的追求是非常非常极端的。诗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挑战语言的极限。如果把这个极限变成另一种语言的话,它就完全不对了。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读翻译的诗,就是重新创造,那就是汉语的诗了。对于原作,我们只能说是去尝尝它的味道。对诗来说,对语言要追求到那种地步,对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就完全看不出诗人的特点。其实对小说也如此。写小说的经验同样表明,这个句子这样来写和那样来写,掉几个字,可能都会感到别扭,这里面会有非常不同的效果。然后,作家会形成一套表达的方式和句子。实际上,对文本来说,文学性的困难正在这里。我们虽然可以归结出于文学性的几个要点,但是加在一起还不一定就是好作品。而且在具体的文本中,它是如何完成一种机制的?这依然是不可思议的神奇性。它是文本的核,又是空无。我们只好说,它是处于一切的边缘的幽灵。

200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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