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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博尔赫斯与张爱玲不可以批评吗?  

2006-06-29 16:55: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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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尔赫斯和张爱玲被推崇经典代表作的质疑
 
 
  
博尔赫斯与张爱玲完全不相干,虽然他们所处的时期大抵相当。但他们都有一点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小说都被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博尔赫斯的小说被西方捧为经典,张爱玲则被众多的中国张迷视为完美的文学形象。其中《倾城之恋》则更是张的作品中被推为至尊之作。这倒令我有些好奇。文学作品,说到趣味,自然无所谓标准,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稍为了解现象学或解释学的人,则会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所谓的“仁者”、“智者”其实都是我们占主流地位的话语制造生产出来,都是文学经典生产的产物,与那些经典作品一样,这些经典的读者——这些仁者、智者,并没有多少自己个人的趣味的决定性。在自以为是纯粹“个人好恶”时,那脑袋里早已经被灌进去了不少的迷魂汤。真正的文学批评是干什么么?就是不要给人灌迷魂汤,尽量还给人,还给事物一种清白。这样说太理想性,更正确一点后现代说法,是多种话语在一个场域中较量,使之达到平衡。越是多样化的话语角力,越有可能给出一种多元、多边的话语场域,这使人们的“前理解”不会太顽固。也就使独断的真理不会“一股独大”。
 
这里还是要回去说说“文学性的诡秘性”这个话题。
 
文学性的诡秘之处在于——正如德里达所说,它存在,又不存在,它处于一切边缘,包括文学本身的边缘。现在,这种玄妙的游戏式的探讨已经激不起人们的兴趣了,更为时尚的是重建“人民性”的话语。这种话语调动的资源更为丰富充裕,获得的响应范围也广阔得多。一种话语具有优先性和优越性,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真的具有多少道德的含量,而是它的功能所具有的现实放大效应。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怀着一种陈腐的热情,去谈论“文学性”,去寻觅那些可能无法辩认的踪迹。
对一部作品来说,很难指出“文学性”存在于何处。布鲁姆认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就是好作品,无疑也是文学性突出的作品,而独创性的标志在他看来那就是陌生化。在被确认为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中,仅仅是陌生化、仅仅是文本相互的指涉关系够不够?是不是就能确定它的文学性?它就是好的,它就具有典律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小说的形式技巧去判断一篇(部)作品的文学性,在“纯文学”观念的意义,我们可以谈论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品质的差异和高低。而这些,构成文学永远传承的生生不息的历史——这是文学自身的历史。文学拥有自己的历史,它并不一定就是被外部的现实斗争拖着走的侏儒。
人们对文学性的看法会有很大分歧,同样一部作品,我们可以做出很不相同的判断,对于一作品来说,文学性既存在,又不存在,既这样存在,又那样存在。文学确实不是一种本体化的或本质化的要素质料。我可以举一个颇为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像博尔赫斯的《死亡与罗盘》,也翻译做《死亡与指南针》。.博尔赫斯被推崇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这点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布鲁姆也推崇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布鲁姆在西方漫长的文学史的比照中也认为博尔赫斯是最好的作家。他认为在博尔赫斯的所有小说中,最好的小说是这篇小说。可想而知这部小说被提到什么地步?毫无疑问,它是经典的,他的最好的小说。但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就我来看,依然可以提出很多疑问。博尔赫斯的作品是陌生化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写作,他的小说是纯粹的小说,远离现实历史。他长期担任图书馆的馆长,生活局限在图书馆里面。有记者问博尔赫斯:“在您的一生中,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博尔赫斯深情回答说道:“幸运和幸福”。他说在他撰写生平第一行文字之前,他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博尔赫斯说他知道他的命运是从事文学。除了当读者之外,还有当一名作家的幸运,他感到这真是幸福。博尔赫斯写过一首诗,叫做《关于天赐的诗》,诗中写道:“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还是说得很感人:他说,被图书馆包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他说这句话时他双眼已经瞎了,但他说,“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要一挨近图书,我还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受……”。
这里说的博尔赫斯的《死亡与指南针》收入1944年的小说集《杜撰集》。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了几起谋杀案,一个私家侦探伦罗特,他把这个谋杀案读成了一个预谋,也就是阅读成是对犹太人的有计划的谋杀。在谋杀案发生的地点,总是可以在打字机上发现一张纸条: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或第二个字母……。然而还有一本与犹太教法典有关的书箱。接连被杀了三个犹太人。我们可以看以看到,被谋杀的异教学者,一个指南针、18世纪的一个教派、一个希腊字、一把匕首、一家油漆厂的菱形图案。这就筑起了一个迷宫。伦罗特据此就画了一个三角图形,他发现时间地点对称。于是他认为,在下一个空间和时间还会发生谋杀,这个距离是对称的,他认为时间也是对称的,在这个点也会发生谋杀。最后,他画出一个迷宫图案,他认为在特里斯勒罗伊别墅将会发生谋杀。他对时间地点的判断都是对的,但他对谋杀谁的判断却是完全错了。然后,那天晚上他独自去那里抓罪犯。但是当他到了走进这个屋子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问题所在,这下坏了,就在意识到的这一刻,屋里窜出两个人把他摁住了,绑了起来。然后凶手“红”夏拉赫,就是在背后一直没有出面的那个杀手,拿着枪对准他,说真正要杀的人就是他。伦罗特本来是侦探来破案的,但他掉进了这个圈套。他以为他把整个谋杀案件读清楚了,他去那里,然后他被抓住了。夏拉赫告诉他为什么落入这个圈套和为什么杀他。他说三年前他的弟弟是因为伦罗特破案被抓进去了,被判了刑。夏位赫肚子上还挨了警察一颗枪弹。这个故事其实写的很好,我现在提出唯一的疑问。我觉得,这个小说在叙述上有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从现代小说的角度看,这样叙述已经不高明,甚至说有些幼稚和太简单。“红”夏拉赫这个人出现是败笔,他把故事的原委复述了一遍。从现代小说看起来,这么写就象猜谜语一样。他把原委又重新地复述了一遍,所以故事的后半部分就是真相大白。作为小说的叙述来说,他应该把夏拉赫的那样一个“真相大白”的东西隐藏进去,博尔赫斯最后不应该把“真相大白”的东西通过其中的一个人物告诉读者。
我不知道布鲁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这么杰出的批评家,在西方是顶级的了,无论如何,从现代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博尔赫斯在1940年代写这篇小说情有可原的话,而布鲁姆在1994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仍确认这是西方最好的小说,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这当然不是说小说也是一个无限的进步史,越是晚近的小说就越好。但时过境迁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会看得更明白些。特别是现代主义的作品,到今天来看就有很多可商榷之处了。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是说这个小说在结构上和叙述上有一个矛盾。本来博尔赫斯是想揭示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一个处理,到最后在一个迷宫的设计中,伦罗特侦探如何落入了自己设置的迷宫。其实这个迷宫是不存在的,是这个侦探自己想象出来的,最后他落入迷宫,被一个抽象的、想象的迷宫所谋杀。本来谋杀这个主题很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要让那个人物“红”夏拉赫要做出那么多的解释,把原委解释了一通,于是真相大白。原来是一个预谋设计的复仇案。对这一点,我都失望了,我的疑惑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小说翻译成中文只有11页,但是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在叙述真相大白的故事,把故事的原委叙述出来。当然,在小说里有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他设计的迷宫,用的一个指南针,一个犹太学者,一个18世纪的异教派,一把匕首,一些油漆场的图纸,用了很多的东西,来建造一个迷宫,这是一个想象的迷宫。最后他谋杀了自己,这个作得非常好。但是我怀疑的是,这部小说在后半部分出现了这么一个要把真相通过夏拉赫说为什么要杀伦罗特,因为后者把前者的弟弟投入了大牢,让他承受了苦难,所以要报仇。这就和一个复仇的东西混一起。尼采曾经非常猛烈地抨击过复仇,他觉得复仇是一个非常卑劣的欲望,是一种低级情绪。小说复述了复仇的愿望。本来博尔赫斯的小说到了这个高度的时候,要把这个高度击碎的时候,那个理由应该是更加强大,或者更加不能够被世俗化,更加形而上的。这是一个非常世俗的,非常传统的、非常简单卑琐的复仇欲望。在南美,复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民间情感。我引用尼采的观点,对博尔赫斯来说,那个愿望,用复仇的愿望击垮博尔赫斯制造迷宫的意念,那个力量还是太单薄了,是不够的。
同样这些年被中国捧为最好的小说家是张爱玲,有位同行朋友说中国最好的作家只有两个,一个是作家张爱玲,一个是诗人卞之琳。四川的一个诗人白桦说应该再加上一个文人,就是胡兰成,就变成他们夫妻店了,就把中国文学史搞定了。总体上来说,张爱玲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但她的作品也并非每篇都是无可挑剔的。比如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影响最大的《倾城之恋》,这不管是文学史的教科书中,还是在网络上都是评价极高的作品。少有人会反对。其实很多年前,我就觉得《倾城之恋》是一篇比较幼稚的小说。从现代小说表达的角度来看,它是一部很不成熟的小说。这篇小说前半部分唠唠唠叨家庭琐事,纠缠那里乱七八糟的家族纷争,不断地在简单和重复中绕来绕去,前半部分非常的沉闷。作为小说主人公范柳原只是在叙述中偶尔提到一下,直到真身出现,则是在小说过去将近一半了。“倾城之恋”的“恋”只是在他们逃荒的时候,坐在车上,穿过这个城市,才有一点恋情被表现出来。很快恋情被兵荒马乱所掩盖,然后表达了对兵荒马乱的时代的一种嘲弄。而最后,对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而成就这桩婚姻而作“倾城之恋”的解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可能为了娶她而时代把一个城都倾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的“倾城”?这太牵强了。这里的“倾城之恋”,和我们过去习惯用法的“倾城之貌”不一样,这样一个解释是非常生硬。就是说,关于“倾城”的叙述和小说是无关的。从小说篇名来说,与“倾城之恋”是无关的,“倾城”和“恋”是无关的,相当多的描写是和它无关的,“倾城”是一个空架子,突然掉下来了,发生了兵荒马乱,城市陷落,最后才出现所谓的点题,被很多文学史家称之为神来之笔,画龙点睛。为了“倾覆一个城市为了成全他们”。我觉得这样非常做作。最后小说的收尾是流苏在桌子底下把蚊香盘一脚踢开,书写了她对生活的一种绝望和冷漠或者淡漠。
这篇小说在关键的细节的处理上非常的琐碎,在叙述的表达上非常沉闷。小说前半部分非常琐碎,非常沉闷。重要的主人公在小说竟然过了将近一半才出现,这是兵家大忌,是小说的大忌。即使说不是很差的小说,也不能说是很好的小说。不能说是很完美的小说,不能说是现代小说的典范。但是在文学史中,这篇作品毫无疑问地被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大家反过来可以看到,一部被推为经典的东西,我们对它的评判,依赖的是什么东西呢?张爱玲的成名当然得力于夏志清,然后得力于很复杂的国际学术交流的,关于国际基金会等等复杂的“场”的作用,在这个“场”中张爱玲受到现代文学的推崇,然后成为经典。这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写的一篇很幼稚的小说,被抬到那高的地步很恰当。我觉得她的其它小说,像《金锁记》还是不错的。以于一篇(部)作品的文学性,它存在,又不存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读解它,它不是本质化的。但对文学性的读解,会激发起我们对文学本身的感受。我们只从文学的艺术特色方面就可以判断一部作品,就可以读出一部作品的文学蕴味。
怀疑博尔赫斯或张爱玲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避险,我还是要谈论一篇博尔赫斯的小说。博氏有一篇小说写得非常好,是他在1970年代写的《第三者》,他那时非常谦逊的说到,人非常哲学吉卜林的小说,他认为不输于卡夫卡,吉卜林在年轻时期写的小说开门见山,写得非常出色。他说要模仿一下吉卜林早期的作品。他认为模仿他年轻时写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相反,他模仿吉卜林的,当然他不一定是模仿,就是说他学习了吉卜林的小说。我觉得,小说《第三者》是他最好的,当然还有《小径交叉的花园》。另外《永生》也被布鲁姆认为是博尔赫斯最好的小说,这一点我也不以为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认为,《第三者》真的是一篇好小说。它的内容是讲两个兄弟因为一个女人产生矛盾的故事。两个兄弟长相凶狠,在那条街上不与人来往,有一天其中一个兄弟克里斯蒂安从街上带回一个女人胡利安娜回来,南美温顺而热情如火,兄弟二人都从这个女人那里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感受,三个人就这样生活在一起。胡利安娜从名分上说是和克里斯蒂安住在一起,但弟弟爱德华多也爱上了她。这兄弟俩的关系很好。一天这个兄弟克里斯蒂安把爱德华多叫到院子里,说把女人托付给他,他将要出远门。女人与弟弟爱德华就好上了,后来哥哥回来了,这两个兄弟就共享这个女人,后来三个人还是相安无事一起生活。很显然,胡利安娜对这两个兄弟伺候的很好,可能更偏向老二爱德华多。他们两个男人都爱上这个女人。在南美社会男人爱上女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那不是男子汉的作风,何况这两个人是走南闯北的男子汉。两个男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们两个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女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两人商量后就把这个女人卖到妓院里去。两个人又恢复到以前的生活,打架、赌博、杀人。一天哥哥出了远门,后来常出远门,弟弟也常出去。有一天,弟弟在妓院里排队,发现了哥哥克里斯蒂安的马。哥俩儿经常跑去妓院去找那个女人,两个人又向妓院老板赎回她。生活又回到了原来,哥俩儿又非常迷恋她。过了一段时间,两人又套上马车,把这个女人拉到荒野里,两人就把她杀了,挖了一个坑把胡利安娜过埋了。哥俩大哭一场,然后回来,两个人又回到从前,生活回到过去。这个故事感人的、震动人的地方在哪里?
这部小说写得很简洁,也很干脆,也没有博尔赫斯那些绕来绕去的东西。这是博尔赫斯晚年写得,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写出另一种风格。我们会看到,一部作品感动人、打动人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意义?是思想性吗?是修辞吗?是对历史意识的穿透吗?是对人性的揭示吗?好像都有关系,好像又都没有关系。我们常说好的作品,用好的思想鼓舞人,用正面的思想教育人。但是我们翻遍了文学史,对经典作品,哪一部作品的思想是正确的?我为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和人们争论。哪一部作品的思想是正确的?就象常说的“少年不读《西游》,青年不读《红楼》,壮年不读《水浒》,老年不读《三国》总之是不会让人们想当土匪,不会让人谈恋爱,对《红楼梦》,道德家看到的是一个“淫”字,《三国演义》是老谋深算,如何害人,对《水浒》则是看到土匪和杀人越货。对西方的作品,我不得不同意福楼拜所说的,所有的名著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通奸”。谁能指出哪一部不是呢?像雪莱这样的人都说,文学描写传闻最好,普鲁斯特说:文学描写“性”妒忌是最好。看看这些大作家都是什么样的思想?文学史中被称为思想最高尚的几个人,像但丁,但也有人对但丁有微辞,就有文学史家认为但丁的作品中有很多的思想是不健康的,我们当然可以从中可以看出来。像歌德,托马斯·曼是歌德的崇拜者,他就是歌德的传人。但是托马斯曼也表示过,歌德的那些作品并不只是一个庸俗的市民,自恋、浮夸这几个词所能概括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反驳它。但反过来说,歌德还是和这些东西沾一点边。恩格斯就说过歌德是个小市民。歌德的那种自恋曾让席勒感到非常不舒服。席勒后来和歌德的关系很友好,因为歌德给他很多帮助。当席勒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拜见歌德,觉得他很矫揉做作且很自恋,席勒很反感。但作家们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在我们的很多书中,被作为人类精神的博大精深的证明,是召唤人类前进的火炬云云。其实文学作品和思想的正确性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恰恰相反,当我们说这些作品是如何好的时候,揭示的思想如何深刻,是如何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遮蔽了另一些东西。在更多的情形下,是作品表现的生活的怪异性或陌生性触动我们。并不是为人民代言,表现人民的苦难之类的概念所能全部概括的。在某种意义上,小说经常是在表现生存之恶,表现人性之恶的。就象《第三者》,如果从那兄弟俩的角度,那是写出南美人的生活气质,一种男人的阳刚之气。如果从胡利安娜的角度,活生生把一个爱他们侍奉他们的女人杀死埋了,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男权之恶。
而小说是恶的,小说如果不表现恶,它就没有力量。小说如果表现美和善,美不过是恶的一种修饰,恶的一种补充。那样一种情感,比如像托尔斯泰的《复活》,写了忏悔,写了聂赫留朵夫对马斯洛娃的感情,其实他在很大意义上写了人性的恶,是对恶的反复的一种探究描写,对恶的一种揭示。当然这个“恶”,是广义的恶,对于恶,我还没有想透,我指的不是指伦理学意义上的恶和善的二元对立的关系。
当然,老托尔斯泰确实也有对善的追求,他在道德上的那种自我完善,也一直是文学的道德话语的强大支撑。同样也不能否认,托尔斯泰对人性善具有的真诚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作品具有博大精深思想内涵的动力。但托尔斯泰的那种强烈道德冲动并不是文学史上的大多数作家能做到的,文学的历史主要是在道德的迷雾中行进的。像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是法国文学的典范。普鲁斯特被认为是以平静的心态梳理人生经历。应该说是在他的心理、思想上,他应该是处在一个高的境界上。但是普鲁斯特在写《追忆似水年华》中写得最充分的、最有特点的和最有力量的就是性心理的体验,用布鲁姆的眼光来看,那就是“性妒嫉”。而他本人就是一个双性恋。一个双性恋的人,如果指望他有很高的、正面的道德品质,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这绝不是一个道德的评审判断,而是按照在那个话语体系当中,在那个标准之中去理解这种事物。显然,在今天这样说,又要冒政治上是否正确的风险。但是,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要把它理解为道德正确的意义还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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