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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友爱与沉默的哲学  

2006-09-07 22:42: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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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的哲学之作为友爱的基础,最根本之处在于,向未来的他者开放,这是重新定义主体的哲学,这是把主体放置在最小值基地上的哲学,是还原主体到一个最为单纯本真状态的哲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里达对尼采的那句感叹:“我这个活着的傻瓜”如此感兴趣,这个“活着的傻瓜”感叹“敌人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这句感叹在德里达看来,太令人意外,甚至令人生畏。“朋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这不过是“垂死的圣贤”(亚里士多德等等)发出的呼喊,那是无助的焦虑。对于尼采来说,“朋友”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这倒不是尼采从不呼唤友情,而是他对友爱保持的一种疑虑。朋友有可能把你引向错误和欺骗,最亲密的朋友未必真正了解你。为了继续维持友爱,必须学会保持沉默。沉默保护了友爱,而不是相反。在尼采看来,一切盟约以及友爱所依存的根基是多么不确定,每一个人是多么孤独隔离,与世绝缘。尼采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从友爱出发思考沉默。
  
  沉默之于友爱,包含着难以言说的悖论。友爱要靠沉默来维护,不能老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朋友,或与朋友虚度光阴。但沉默仿佛是一个脆弱的保护带,不能逾越的对友爱的栅栏。如果友爱要依靠太多的护卫,甚至依靠沉默,那友爱还能是真正的友爱吗?沉默是给予友爱的反面,那就是依然给予友爱的双方以孤独隔绝的状态,“形单影孑”到底是对友爱的体验和保护,还是逃避呢?梅特林克说:“你与我相知未深,因为你我未曾同处寂静中”。无论如何,这还有一个“同处”的状态,但在尼采的“沉默”中,却与个体的孤寂状态相联。德里达却依然偏执地从尼采的“沉默”中读出非凡的意义。只有尼采可以在共同体的分裂中来体验友爱,共同的沉默也是在沉默中结成的联盟,在孤独中,在不可能见证的地方见证,互相沉默却见证了友爱。德里达写道:
 
  这种“共同沉默”可能常常摧毁我们的本体论稳靠性、我们的常识、我们的概念之概念,即永远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友爱之政治的共同性的大写概念。如何可能建立一种分裂的政治学?尼采敢于推荐分裂,敢于将间距化运动预先铭刻在一种排除间距的符码之中,预先铭刻在这种特定的间距之中,以及就好像他过去一直在激发它一样,预先铭刻在这么一种语言之中:它既是友爱的语言,又是政治、国家以及家庭(亲近、亲缘、归属、身份的共同归属,以及身份相关性)的语言。
  
  沉默是保持间距的最可靠的方式,友爱需要间距的保护,这就是友爱给予他者的礼物,友爱是给予他者的礼物,这是主动的爱,是在时间中的爱。友爱把自我当成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给予他者以间距自由,以沉默的自由。这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仁爱,仁者爱人,就是不把自我强给他者,也是给予他者以其自主选择的自由。当然,在中国的古语中,“己所不欲”还包含着以主体自己的公度性作为价值公正的尺度,那是中国古典的仁学中,主体是在道德完善的意义上来建构的,中国的哲学是一个主体论的哲学。设想通过“修身养性”达成主体的自律和完善。但在接受了列维纳斯的德里达的思想中,主体是要弱化的一个对象,经历过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的漫长历史,主体性被历史理性推到过分强大的地步,因此,德里达强调“他者”的自主性无疑也有其合理性。
   但是德里达是要从尼采关于的友爱的沉默和间距中,找到向敌人转化的修辞效果。在这一转化中,德里达显然有意误读尼采。尼采对朋友的间距诗学,那种沉默包含的是对友爱的怀疑,那种间距与其说是对他者的敬重,不如说是尼采要从敌意那里获得自我隔绝的力量。孤寂之于尼采更有可能是从直接的生存经验建构起来的人生哲学,爱朋友总是从朋友那里获得失望、伤害,从而变得软弱;而从孤寂中则获得自我意识的力量,从敌意中获得一种存在的超越性意义。而把敌人看成朋友,则更有可能从中获取爱的权力,爱的纯粹意志和权力。总是要超出对手,超出敌人,超越敌意,这才是尼采的意志。在尼采的思想体系中来获得一种完整性的解释方案,这对于德里达并不难做到,但德里达显然不需要这个完整性解释的尼采,德里达更热衷于剑走偏锋,他需要的是一个思想支点,那就是颠倒朋友/敌人的思想史的架构。他当然不是简单地混淆朋友/敌人的界限,也不是对尼采作简单化的处理——这个伴随了他一生的西方思想史的“黄昏的偶像”,在垂死的圣贤关于“没有朋友”的感叹中;在活着傻瓜关于“没有敌人”的感叹中,德里达要抓住的是朋友与敌人存在根基的虚幻性,避免我们自以为可以在友爱这个名称中认出的一切。但是,德里达无疑清楚,不能对尼采的德性思想作简单化处理,如此之多的异质性命题不仅需要被认真重新阅读,而且要进行协调化的处理。
  关键还是要去破解尼采那个“自我”的坚实性,这个自我,这个通常被认为与权力意志相纠缠的自我,在德里达的读解中,它要发生逆转、分裂和破碎。这样,友爱与敌意之转化才有可能发生。解构经常也要信赖协调性和解释的完整性,否则解构也难以自圆其说。德里达从尼采的思想还是读出哲人战胜自己高傲的自决,战胜自己主观的自由,去接受友爱给予的他者之法,接受这么一种比主体之自由自足更崇高的情感。德里达看到尼采重新给予友爱以方向感,将友爱召回到非互惠性:召回到不对称性,召回到不平等性,召回到一种不可能性……召回到他者之不可还原的先行性之中。这样,尼采就使对立面彼此换位,并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清楚地“认识”到在何种意义上,“最好的朋友就是最好的敌人,甚至是最坏的敌人。” 如此的颠倒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是无法解释和理解的,这只能去重新诠释敌意。敌人是什么?敌意是什么?这是施米特赖以建立政治概念的基础,德里达显然要把敌意解构。只有使敌意与友爱可以随时颠倒,历史就可以摆脱其自身的束缚。这显然也不是在对抗性的和超越性的意义上去阐释敌意,而是在未来的期待中,在弥赛亚性的开启的意义上来化解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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