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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浩然:依然令人怀念的乡村叙事  

2008-02-20 14:50: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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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惊闻浩然先生去世,少年时就读他的作品,印象很深,这里整理一下过去阅读的印象,简要介绍一下浩然和他的代表作品《艳阳天》。 尽管我本人并不是现实主义的狂热拥戴者,但浩然对乡村中国现实的书写,在那个时期无疑是有独到之处的。就是在今天看来,浩然对乡村中国的书写也依然是超出一般的作家许多。那个时代谁也不可能逃脱政治,个人也无多少能耐可以摆脱历史给你的或降临到你身上的命运。厄运逃不掉,幸运也难以拒绝。过后都会说大话,但个人处于那种历史中,只能顾及眼前的安危,谁还有多少精力会顾及到身后多少呢?关于浩然在文革期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有不少研究者或当事者都有文章论及,我这里没有多少直接经验和独门材料,所以我只当他是一个文学史上的一个作家。







   浩然(1932-2008) 当代作家。原名梁金广。河北宝坻人。年少时只读了三年小学,1949年起从事青年团工作。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任作协北京分会主席。浩然于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彩霞集》等,散文集《北京街头》。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3卷本),被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文革后出版有短篇集《花朵集》等,长篇小说《苍生》(获1990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颁发的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以及《浩然选集》等。浩然还出版了多种儿童文学集。浩然长期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在扶植青年作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浩然的《艳阳天》1964年出版,由于它是文革中被认可的读物,因而构成了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虽然十七年中的那些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作品也是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领,但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写出农村生活的复杂性,如“中间人物”就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而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并不太激烈。被称之二条路线斗争的情节线索,还主要是以正面人物来突显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反面人物对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造成的障碍与危害也未夸张到极端地步。《艳阳天》则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完全显性化,代表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不只是地主富农,而是混进党内、窃取农业社副主任职位的阶级异己分子马之悦。他网罗了一批地主富农,以及落后的富裕中农(如弯弯绕、马大炮)等人,他们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来就不满,随时伺机攻击社会主义。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则看准了马之悦能在东山坞变天,竭尽全力支持马之悦搞阴谋。小说把阶级敌人写得不仅阴险而且凶恶,他们居然用暗杀手段把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投到井里残忍杀害。作者把东山坞的阶级敌人的活动,与国内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联系起来,甚至他们与国际上的反华反动势力里应外合,要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作者对那个时期的农村所谓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描写无疑是夸大其辞,甚至是无中生有,这是当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指认,作者显然是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的诉求来构造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的描写。





   政治指认的本质规律给小说叙事提供了基本的矛盾构架,这就象情节剧的模式一样,敌我双方阵线分明,代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萧长春,与代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马之悦之间,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对立,小说叙事由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小说由此展开的情节也显得富有戏剧性,斗争的回合一个接着一个,冲突也环环相扣,紧张激烈,峰回路转。小说按照阶级斗争的矛盾来塑造人物形象,萧长春是农村中代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并且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优秀共产党员,他身上汇集了关于共产党员所有的理想化的品质,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公无私,时刻想着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对阶级斗争保持高度的警觉。能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披荆斩棘,找到正确的道路。而反面人物马之悦、马小辫也都在阶级本质的投射下,被写得阴险毒辣。这些人物无疑具有政治概念化的倾向,它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阶级斗争观念的传声筒。





   当然,任何写下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的独特意义,尽管《艳阳天》打上了那个时期鲜明的政治烙印,意识形态的意义表达得过于直接明确,但它依然可以作为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加以理解和分析。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始终具有超出意识形态的东西,始终具有不能被政治化的东西,或者说它始终要以自我分裂的方式去表现时代的意识。正如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总会沾染上政治性,总会落入社会意识的陷阱一样;过度的政治化的文学文本也会具有某种文学性溢出政治的樊篱。文革期间我也就十来岁,在少年时代读《艳阳天》而有非常生动的感受。虽然我们少年人也感同深受政治意识形态,但那种东西毕竟是我们的经验和理性还无法认识其奥妙的东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于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的少年来说,就象是一种恐怖传说,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文学作品中,也会认为那不过是超自然的力量,因而,也可以直接的文学感受去体会那其中的文学的生动性。





   如果抛开阶级斗争的模式建构的故事,《艳阳天》还是有它作为文学性存在的艺术特色。首先是它所具有的那种乡土生活韵味和生活细节的准确性和生动性。雷达认为,《艳阳天》是个奇妙的混合体,具有奇特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政治理念支配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使作者难以真正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因而相对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广度;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确实具有真切的生活韵味,这是作者“化”(“工农兵化”)得较为彻底,忠于生活的表现。 雷达解释了一部政治概念化非常严重的作品,如何具有艺术上的效果。文学作品的这种双重性是可能发生的。人物的形象刻画固然有其概念化的一面,但也有非常传神、富有个性的一面。萧长春隐忍不发、坚强不屈的个性,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一种人格榜样,焦淑红的美丽温馨,她告诉萧长春儿子管她叫“姑姑”而不是“姐姐”这样的细节,马立本的分头也很有幽默感。小说写道马立本做着美梦与焦淑红约会,结果在黑暗中嘴巴湊上去,却碰到了一张长满络腮胡子的脸,那就是焦淑红父亲的脸,这些细节都非常生动有趣。写出乡土生活的那种朴实性和生活浓重的泥土气息。





   其次,小说写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家政治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冲击。小说有一段落描写了韩百安父子的对话,写道因为父亲私藏粮食,儿子对父亲的“自私落后”非常不满,小说描写道:

 

   一对眼里燃着火,一对眼里结着冰,两对眼睛对视了好几秒种。儿子像打雷似地开口了:“您办的好事,您真是揭不开锅,没粮食吃了?”韩百安自知理亏,第一次在儿子面前表弱。他在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儿:“我,我为你呀!’儿子跳着脚说:“为我,您就这个样子为我呀?得啦吧,您算把我毁了。”这句话像冬天的西北风,噎得韩百安倒憋一口气,他感到一阵揪心疼,老眼里忽地飘起一层泪水,声音发颤地说:“满头,你,你这是什么话?我,我可是不容易呀!”儿子说:“您不容易,谁容易呀?您一点路子都不给我留,总是这样瞎闹哄,让我怎么出门,让我怎么见人呀!"韩百安朝门口看看,朝后墙看看,搓着手说:“小声点,小声点,镲”儿子反而把声音提得更高了,惟恐别人听不到:“小声干什么,光荣事还怕别人知道哇!"韩百安急得跺脚:“哎呀,你有话说,我听你的不行吗?你总得顾全点镲”儿子喊道:“也不算我不孝道,您不顾全我,我也不能顾全您了!’韩百安扑上去,扯住儿子。他哀求着:“满头,满头,上有天,下有地,我这当爸爸的,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不看活的,看死的,你放过我这一回吧。”儿子一甩袖子,还是走了。他已经穿过屋地,走到前院,再有几步,就到了砖门楼,出了砖门楼镲天哪,那两布袋小米子就归了公。那是韩百安瓤里攒,碗里积,嘴里省的,一粒一把,他都摸过来了韩百安跟头翅超地追到前院,使大劲抱住了儿子的胳膊:“满头,满头,你还让我怎么着,要我好看呀?你要让我给你跪地下磕头呀!我给你跪下行不行?”

 

   这是因为父亲韩百安从嘴里省下的口粮,儿子要进步,把粮食送去充公。为了集体的利益,父亲的尊严爱心都变得无足挂齿。家庭伦理在这里完全被置于国家政治之下,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小说当然不可能是时代原本的记录,但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认识态度,这里的描写具有令人惊惧的真实性,特别是对父亲的描写,在当时的语境中,那可能是一个可怜的落后的父亲,但从作者对父亲韩百安的那种声泪俱下的恳求也可看出,浩然对父亲隐隐表达的同情。在这方面,作者或许是无意识的书写,或许作者还是站在主导意识形态立场,但都有着相当惊人的深刻性。其实,小说中不少地方都写到革命与“家”的关系。小说的开篇就是萧长春死了媳妇,他是一个光棍儿,虽然这也是为他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打下前提条件,但也是以“家”的形式切入小说叙事。一开篇就是父子关系,萧的媳妇亡故,这里就没有家中的儿女情长,但却有父子关系。尽管小说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暧昧恋爱关系始终是一个亮点,是吸引读者的有限的佐料,但都不如父子构建的家庭伦理关系来得深刻和充分。另外的例子如,萧长春挨了马连福的骂,萧父萧老大就给马连福的父亲马老四脸色看,在革命的关系中,家庭伦理始终在起着情感的和日常的支配作用。马老四早与儿子分家另过,这里面的矛盾也透视出乡村家庭伦理的传统矛盾依然严重。中农户马连升很会摆弄自己的日子,生活比别人高出一筹,看不起邻里,但膝下无子,这又是他低下头的主要原因。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中依然根深蒂固。父与子的关系在这部作品中被表现得相当充分,这是革命文学包含的奇怪矛盾,因为男女爱情不能被充分表现,父子关系构成了革命文学阶级关系的基础。而革命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却是深陷入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在这样的作品中,阶级斗争模式有时只是外在套路,而在故事内部中真正起到人物连接关系的脉络以及决定人们之间的情感活动的事项,更主要的是那些家庭伦理关系。这也就是这类政治性的作品,依然不乏引人入胜的文学性韵味在其中的缘故。





   其三,小说叙事的共时性结构。革命历史小说历来有较大的时间跨度,而这部小说却把故事的时间限定在很短的时间跨度中。小说叙述按照时间顺序来表现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时节十余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就故事的基本线索来看,故事错落有致,横向插叙运用得自由灵活,时空转换相当自然,小说在平面里展开,时间的共时性展示不同人物在不同地点的活动,这使小说叙事显得紧凑而大气。小说第二、第三卷也采用同样的时间结构,第106至110章叙述的故事时间几乎也共时性。这种横向展开的共时性结构使小说的生活面得到空间上的拓展,人物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也使那个时期的农村生活面貌,北方农村的风土人情,人伦习俗得到极大的表现。





 

   浩然文革期间还著有《金光大道》,其意识形态色彩与他对生活的描写力也可以做到平分秋色,在文革期间一度成为有影响的作品。这里就不多加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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