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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2009年11月02日  

2009-11-02 20:29: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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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突降大雪,冒着大雪到人大参加“中国文学与国际汉学的互动”的对话会。

诗人王家新和德国汉学家顾彬主持,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其中著名的前辈汉学家高力克甩着一头白发,慷慨激昂地替顾彬辩护,后来还有肖鹰兄出来声称要做顾彬的保镖。为了做好保镖,肖鹰放弃了参加“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清华国学院成立大会”。其志可嘉。不过顾彬先生怎么会受伤害呢?大家尊敬还来不及呢。比如我,虽然与之商榷,还是十分尊重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所做贡献。虽然他的有些观点,特别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我不是指媒体渲染的那种极端观点,我是指他下很大功夫写作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我有不同看法。我写了长文评价他的这部文学史著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文艺研究》今年第五期上的我的文章。

 

昨天上午我用了四个关键词来重新梳理中国60年的文学,那就是:开创、转折、困境与拓路。

也就是对持续了如此多年的对当代文学创作的那些批评,促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那些提问的依据是什么?这就不只是要去评价当今的中国文学,90年代以来,或21世纪以来的文学,甚至,社会主义中国创建以来的文学,今天都要重新审视,这才能理清我们今天的问题,才能看清他们的依据和我们自己的道路。于是我用了这四个关键词:开创、转折、困境、拓路。

 

下午去故宫参观,冒着大雪在故宫里踏雪而行,也是另一种意味,只是我没有穿棉衣,实在冻得够戗。晚上还在故宫用晚餐,没有想到宫里还能有晚餐,这都是托国家汉办和人大的福。好像宫里的酒家叫什么“建福宫”,颇有一点皇家气派。好像也可以对私人开放,几个人去可能要预订。只在中午。我问了一个服务员,说得语焉不详。可能是我问得不象是要动真格,她也懒得搭理我。

 

今天上课讲文革文学,这段的尺度不太好把握——有关问题很难展开来谈。只是说起食指(郭路生),我今年六月底还和他通过一次电话。先是他给我家里打电话,我那几天好像是到上海了,回来手老婆告诉我有人留下电话,要我回过去。我第二天回过去,才知道是郭路生。我们在前年的作协会上聊过一次,聊得不太深入。有天晚上很晚,可能11点多了,他给我打电话,结果我又回家了。说第二天再聊,后来又未联系上。就放下了。

他此番想和我聊的却是一个颇为纯粹的诗学问题,我也记不太清,好像是关于诗的“意象”的问题,主要是他在电话里说,谈了他一通想法,思路相当清晰,且很有张力,我与他讨论了一通,随手记下一些句子,但那张纸没有找着。现在也想不起当时说的概念。真就是上岁数了,记性实在不好,这才过去四个月,就记不清了。

今天上课说着郭路生文革时的《相信未来》,其实是为他的悲怆所震动。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是为豪情所激动,说实在话,他写这诗时我才10岁,直至1976年,我去插队,那时还是要豪情。我说,那个年代的普遍情绪是豪情,大家都有豪情,你有豪情不奇怪——你不敢没有豪情。但如果你悲怆,你绝望,那就有点另类了,那就非同凡响。1968年,郭路生就有那种悲怆和绝望。这是令人惊异的。

 

1969年9月24日,郭路生写下《相信未来》。这首诗让郭路生的诗名传遍知青部落,紧紧抓住了一代人的心灵。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据说这首诗与郭世英(郭沫若的儿子)之死有关。郭世英(1942—1968)“文革”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由他发起并形成了一个叫做“太阳纵队”的文艺沙龙,参加者有郭路生,还有牟敦白、张朗朗等,他们经常通宵达旦探讨当时一些敏感的哲学问题和文学观点。“文革”期间这个沙龙被查禁,参与者中有不少人被逮捕。按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提供的材料,郭世英在1968年4月被北大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张朗朗流亡南方,在好友王东白的本子上写下“相信未来”四个字。郭路生看到这四个字,深为震撼,以此为题,写出这首《相信未来》(有关材料可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90—93页。)。这首诗在悲怆和伤痛中表达出一种不屈的信念,和对未来的渴望,穿过深深的迷惘抵达精神的高度。这首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颇为流行的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囚徒》的影响,其中也有着作为知青的一代人独特的自我体验。全诗富有激情,自我经验在诗中得到表现,情感也富有层次感,那种在坚定和迷茫的交错中穿行的意志、时代的豪迈与个人的忧伤恰切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知青的心理的写照,也是他们所需要的精神和情感寄托。当然,郭路生属于老一届,虽然我也算知青,只是新三届,我们还停留在“豪情阶段”,虽然这诗比我当知青还早了7年,我惊异于他那么年轻就有悲怆,那是一种神奇的超越时代的情感。当然,诗中确实包含着他个人真实的情感经验,他苦痛的爱情经历也一直构成他的诗歌的情感内涵。这些非常独特的个人经验,在那个时代让同代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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