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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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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30 17:5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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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
 

   关于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我写过几篇文章,特别是关于憎恨学派问题,有过一些谈论。这里再论及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与当下的“新左翼”(或后左翼)文学观念。
   实际上,欧美学界在80年代后期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经典的争论,这场辩论发生在右翼的经典保卫者和学术名星之间。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前者希望为了假想的(并不存在的)道德价值而保存经典;后者被他称之为“憎恨学派”,他们希望为了实行他们所谓的(并不存在的)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布鲁姆摆出一副公允的样子,他似乎既不属于右派,更不属于左派。但他对左派明显也“憎恨”有加,他抱怨说:“人们尽力表示敬意的‘理想主义’正是当今学院里的风气,在保持社会和谐与矫正历史不公的名义下,所有的美学标准和多数知识标准都被抛弃了。”当代的经典传播热衷于种族身份和性别政治,这导致了经典的传播就意味着经典的消亡,现在流行讲授的那些作品并不包括最好的女性作家以及非西方的少数民族的作品,却包含了那些只是以“怨恨”为共同特征的作品。布鲁姆指出:在这种怨恨中是没有陌生性和原创性的;即使有,那也不足以创造出耶和华文献作者和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与乔伊斯的传人。
   布鲁姆显然还是秉持着他早年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理论独创,过去他认为每位作家都有一位文学史上的伟大父亲,他既是父亲的儿子,又是超过父亲的创造者。现在他放在经典史中来理解,在他看来,每部伟大的经典都是相通的,都是互为经典,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关系,在相互影响下创造陌生化的新颖的文学经验,这使经典再创造的历史生生不息。布鲁姆不只是一个伟大传统的的维护者,同时还是一个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他显然坚信,只要处在伟大的经典传统中,文学的创造性能量将是无限的。当然,离开了伟大的经典传统,文学的创造性也就窒息了。他所认定的文学性,不再与外在社会的变革相关,在他看来,那些变革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有害的。文学只与个人的内心生活相关,他倡导的审美批评要使人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
   不用说,布鲁姆倡导的文学观念与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相去甚远,几乎背道相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的文学史就是布鲁姆所敌视的“憎恨学派”的天下。这首先是前苏联给我们的传统,以此为依据建构起来的主流文学,那是所有的“憎恨”中最登峰造极的憎恨。革命就是砸碎旧有的社会制度及其美学趣味,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无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创建新的革命文学的准则也无疑有充分的理由,革命文学就是革命的手段和工具,革命就是要把一个阶级送上天堂,另一个阶级下地狱。相对于革命的暴力与流血的残酷性来说,文学只不过是一次象征性的流血与杀戮,而且还伴有随处可见的抒情与抚慰。就这点而言,革命文学的仇恨煽动也无可厚非。看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作品,土改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启发贫苦农民的仇恨,这种阶级仇恨要从内心生长,要一点点地成长壮大,仇恨有多大,阶级斗争的力量就有多大。不能说中国革命的阶级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用纸和笔煽动起来,历史压迫有其现实基础,否则启发煽动都为无源之水。但文学艺术确实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他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民的情感,影响了对这个世界中的不同阶级的人的认识。文学艺术和所有的宣传机器一道,创建着现代性以来的“憎恨”的世界观。但中国革命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主流历史太过漫长,表现资产阶级情感的文学还没有站稳脚跟,革命就铺天盖地压过来了,这使革命文学确立的那些法则趣味风格手法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准则,也成为人们无意识认同的文学艺术样式。“憎恨学派”的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与社会历史的现实并行不悖,它不过是现实的产物,反过来也在力地创建前者。
   当然,我们其实也可以对布鲁姆的观点提出质疑,西方的文学作品中不也包含着无数的仇恨情感吗?当然,布鲁姆的直接攻击对象是理论和批评,也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和所有的持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的阅读方式。但是,这显然不是这些理论和批评的凭空捏造,仇恨、阶级对立、压迫和反抗这些意识和情感都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即使是经典作品也概莫例外。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那就直接启发了马克思对资本和商品的态度。《安提戈涅》里的暴君,《李尔王》中的忘恩负义,《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世仇,这些都包含着众多的仇恨情感。荷马史诗,以及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等,少不了仇恨和复仇的主题。狄更斯的作品被布鲁姆推崇的是《荒凉山庄》,布鲁姆也无法把这类作品与“仇恨”之类的情感区分开来,但女主人公艾丝特可能会为憎恨学派的唯物主义批评家所不喜欢,他也反对女权主义批评从艾丝特身上读出父权制的迫害。但谁能真正阻止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呢?而且恰恰就是持女性立场读者才象布鲁姆一样“泪水难禁”呢? 当然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情感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情感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否则很多年来,我们就不会为捍卫无产阶级美学的纯洁性坚定不移地战斗。资产阶级的作品中的仇恨痛苦还是个人的创伤,它寻求的是人类普遍之爱,是对人性复归和生活的完满性的诉求;而无产阶级的仇恨是阶级仇恨,是一个大到无边无际的阶级集体的仇恨,它是一定要推翻一个在经济财产和政治权力的占有上有着明确标记的统治阶级,把它打入地狱之中。人民原来是不是真的处在地狱中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统治阶级打入地狱。
   中国的革命文学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遇到重大变故,随后的历史离革命越来越远。80年代被称之思想解放运动的年代,文学以反思政治“工具论”入手,对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文学进行反思,那一段宏大的革命叙事被贴上“极左路线”的标签打入冷宫,很长时间没有人过问。当代文学遗忘了自己的前提,搭上思想解放运动的便车就以为没有历史来源,就以为它的起源的就在这辆便车上,这就是它全部的历史。仅仅数年过去,这辆便车就到了它的短暂的终点,所有的人被赶下车落荒而走,这就是80年代后期的历史象喻。一种历史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历史开启。有时候,历史就处在无历史的状态中,无目的历史就是非历史的状态,9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就处于这种状态中。对于文学来说,那似乎是一段无聊的幸福时光。因为失忆而幸福,同样因为失忆而感到无聊。当代中国文学一定是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虚假氛围中自鸣得意,但它怎么都不踏实,既没有底气,也没有自信。要不了多久,记忆就重现了,往昔的文学记忆还没有封存多久,要唤醒并不困难。
   在历史的迷蒙晨霭中起早的是“新左派”,在与新自由主义论争中,“新左派”声名雀起,因为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势头和后殖民理论的身份政治,“新左派”一扫中国老左派的陈旧僵化,全然以海归的精英派头重现江湖。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本来就子虚乌有,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一个象样的集体是,在经济学界有些所谓的自由派声东击西,在文学界连散兵游勇都难以被确认。通过把影子一样的敌人做实,中国的“新左派”突然间就成为一支生力军。历史的格局又重新被划定,已死的政治再次复活,失忆遗忘的概念术语标语口号总之一套话语体系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但内容都似曾相识。“新左派”立场和言说很快就波及到文学界,本来“新左派”大半就是文学界的人,现在则是有思想有立场的理论闯将,嗅觉灵敏的人们发现原来新瓶可以装老酒,文学界的左派“情结”可以赋予时代以新的色彩。说它是“情结”,这是因为这种情绪、立场和话语表达方式都在人们的心理中存下根,只要有机会它就会茁壮成长。记得当年“寻根派”作家都表示过,自觉对城市生活和现代主义那一套把握不准,表达起来很是吃力。当年寻根可以回到传统,回到乡村还可以保持现代性,那何乐而不为呢?同理,现在左派的一套说辞,回到人们最熟悉拿手的表述中,却能开创理论的先进性,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不要以为回到左派氛围都是一些暮气沉沉的人,那就错了,大学里的青年才俊和莘莘学子大有人在。尽管有人会对左派的偏见持保留态度,但左派把当代思想界和文学界断裂的传统重新捡起来了,并且面对当下的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叙事策略,其立场和态度都异常鲜明,这就令人刮目相看。在这样的时代保持观点和立场的明确性都显得困难重重,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重合在一起,有那么多的东西似是而非。但左派做到了,一如既往地以其意识形态立场来应对一切新老问题。
   数年前的话剧《切·格瓦拉》风行首都剧场,观者云集,让人大跌眼镜。只要细想一下,却在情理之中。左派情绪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土壤,这是融化到骨子里去的记忆,这习惯的情感和思维,是得心应手的一套话语。在中国,自80年代以来就有“宁左勿右”的警言,这几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座佑铭。在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脱节,但那是处于失语状态,只要一有话语,与主流合拍的言说就顺理成章。自由主义都是一些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看看中国当代文化氛围,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从五六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形式、规则和套路。主流的报刊杂志、主流的影视媒体、大学通用的教科书,应有尽有。现在人们解释为什么青年人容易左倾,只从他们的经济地位去解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的整体的占据权威地位的文化氛围,骨子里还是贯穿着左翼的传统。
    当然,文学界的左派情绪还是显得暧昧,这种暧昧源于当代文学一直寻求的所谓创新和个人化写作,那是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的流风余韵。这股潮流一直在当代文学中坚持不懈,并且在年轻一代那里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依赖——它是展开文学创新经验的必要资源。相对于整个文化语境来说,文学界似乎是个另类,因为文学的边缘化,使它与主流媒体可以保持距离,还不时有“个人化”成为露网之鱼。因为这些鱼的鲜活,人们误以为整个文学界都是活蹦乱跳的鱼儿,事实上这只是错觉。进入21世纪,边缘化的文学也大有被重新建制化的趋势。当代文学这块所谓边缘化的飞地,也在迅速而有效地向中心化靠扰。
    但是,当代中国毕竟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资本、高新技术、管理模式的大规模输入,使中国的市场化取得显著成效,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文化趣味也具有相当大的空间。消费社会建构起的一套文化想象也同样的有力地影响着青年群体。这就使得当下中国的文化氛围和文化趣味总是二元分裂,一方面是与当今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相适应的那种文化与价值观,另一方面是依然与威权政治相联系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分裂在文学创作中有着深刻的反映,这使作家们处在努力缝合这道历史裂缝的巨大的困境中。进入21世纪,相当多的作家关注底层人民,似乎现实主义精神再度崛起,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当然,最突出的作品当推曹征路的《那儿》,这篇小说发表于《当代》2004年第5期,一俟发表,立即受到各方面的读者的热烈欢迎。不要认为这都是下岗工人才欣赏这篇小说,大多数受感动的是青年学生。在左派理论家看来,这部小说横空出世,让工人阶级形象重新回到文学中,写出了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现实,对当代“资本主义化”的现实给予了迎头痛击……,这篇小说无疑是近年来以文学的形式回应现实问题最直接最有力的作品,它显然与左派思想不谋而合,或者说二者本来就如出一辙。具体而细致地分析这篇作品非本文的任务,我想这部作品发表并且获得热烈反响,其意义是重大的。它确实如某些左派理论家所言,工人阶级形象重又回到文学中来。实际上,看这些年的作品,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朱卫国(小舅)和杜月梅这样的工人阶级形象并不少见,但何以称之为“回来了”?回来的不是人物形象,而是人物所标志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回来的是左翼文学的传统——那种在人物形象、叙事方法、价值确认方面整体性地回归左翼传统的现实主义态度。
    实际上,《那儿》表达的对革命时代年代的眷恋和对资本主义入侵的不满,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普遍问题。《那儿》很明显受到《再见,列宁!》这部作品的影响。2003年德国LOLA(金洛拉)电影节上,《再见,列宁!》是最大的赢家,红色的哀怨怀旧情绪震撼了观众,征服了评委,这部影片总共获得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七项大奖,票房收入超过了3500万欧元,观看人次超过570万。足可见它在欧洲的市场影响力。这部电影讲述东欧剧变给深受社会主义教育成长的一代人对社会主义解体的迷惘情绪。
    在电影男主人公阿历克斯小时候,他的父亲为追求所谓的民主与自由背离家人逾越柏林墙去到西德,痛苦孤寂的母亲将所有的寄托赋予民主德国的教育事业当中。1989年10月7日母亲亲眼见证自己的儿子掺杂在示威游行的队伍里被警察镇压,心肌梗塞昏厥成了植物人。八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西德马克也成东德的货币,市民们排着队兑换马克。整个社会以及价值观追随着西德马克的到来而在迅速改变。母亲的苏醒却带来最大难题,医生嘱咐,母亲不能再受任何刺激。阿历克斯在母亲卧病的小房间里创作了一个与民主德国时期一样的生活环境,用录象手法编织的新闻联播漏洞百出,但并未引起母亲的疑心,母亲生活于列宁的世界里对西方世界敌视怜悯。有一天母亲也道出内心的真话,她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没有和父亲一起逃到西德。影片可读解的空间余地很大,意味相当复杂,并不只是单纯留恋社会主义时代的问题。母亲的离去伴随着一个个善意的谎言的终结,但问题依然遗留下来。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来临之后,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并没有迅速解决他们的精神焦虑。不为别的,只是社会主义是他们的遗产,他们习惯的历史和生活现实。整部影片的叙事相当平静,充满了回忆和调侃,却没有浮躁和激烈,充满着温情和无奈,但却坚定地将镜头延伸到更为深刻的区域。影片中出现的列宁的半身石像被直升飞机缓缓地调离城市上空,雕像的面庞凝视着母亲茫然的无措,这个场景几乎有超过一分钟,历史的乌托邦在半空飘浮,已经远离人们视线,眼前的一切变得不可思议。被突然间剥夺历史/精神遗产的人们,他们的生存意义由什么来指引?
    《那儿》有一些情节和人物与这部影片有近似之处,也许是实际影响,也许只是对社会主义现状的理解有相通之处。《那儿》中的那个小舅的母亲已经是老年痴痴呆症,但她一再说“那儿好,还是那儿好”,这个次要的角色也隐约可见《再见,列宁!》中的失忆的母亲形象。小舅的形象与阿列克斯相去甚远,但阿列克斯与她的姐姐一起照顾母亲,他可以提示一个小舅似的视角。当然,这些无关紧要。它们都共同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侵入如何面对社会主义遗产的问题。《那儿》写得更彻底和明确,工人阶级的创伤和失败感表现得更加强烈。小舅朱卫国到处告状无门,没有任何上级组织能听进朱卫国的告状,工人也不相信朱卫国,而杜月梅只是说“拼了”。这句对革命文学经典台词的模仿却没有实际内容也没有下文。小说中出现的那条忠诚狗罗蒂选择自杀,朱卫国最后只好选择自杀,他的死很悲惨,那是身首异处。
    确实,在中国成为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器的时期,在中国的GPT突破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突破13000美元,这部作品却写出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失败命运,他们蒙受的深重的历史创伤。这个创伤不只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和历史性的。因为工人阶级看不到未来,他们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已经被中国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所边缘化,在这场经济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只是一些任人宰割的对象。这部作品激发的情感,给人的感动是对现实极其不满的情绪(在很多的阅读经验中,被叙述成是阅读者流下了热泪,震撼人心)。这是对国企改革,三年脱困的政治任务的极端不信任。国企改革被广泛地理解为是国有资产流失,在左派理论家那里,那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合谋来侵呑国有资产的骗局。左派对“国有”的抽象热爱,要远远大于它实际存在的方式。国企长期严重亏损,效益低下,发不出工资,没有竞争力,没有技术创新,更不用说新的投入。国企只是少数国企管理层的取款机,直到把它榨干榨倒为止。但这些并不令人痛心,因为它还有“国有”的名义,只要有国有的名义,一个国家垄断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就非常巩固,就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盘活国有资产,抓大放小,应该说这些深化改革措施取得成效,经历过国有资产重组,国企改革应该说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国企改革还是在左翼文学的复活中被叙述成黑暗一片,那是工人阶级的末日,但这个末日同时也是左翼文学——准确地说是“后左翼”文学新生的节日。
    这是令人奇怪的。这部作品如果放到布鲁姆面前肯定不会被列进经典之例,也许按他的标准,中国当代没有作品可以列入经典。那是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标准,中国的经典当然也轮不到他来列。但是,整个的现代性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笼罩在西方的标准和规则之下,目前颠覆似乎还为时太早。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学标准也是来自西方的,在反抗西方的审美霸权这点上,不管左翼右翼都有口难言,都不具有本土性的优势。既然布鲁姆目前还不是一个非法性的标准,那我们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布鲁姆不会把那儿列入经典,而且按他观点来看,这正是典型的憎恨学派推崇的作品,更有甚者——按他的观点,这篇小说还是刻意在建立一种憎恨的情感。既然它是重新举起了左翼的大旗,那也是把左翼的革命情绪、立场和态度重新嫁接到了当下。但是,但是这个节日庆典并不充分更不完整。在左翼革命文学中,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终究是要起来反抗,受苦难是为了反抗,受难是反抗的依据、铺垫和准备。受难是手段,是觉悟的必要程序,而反抗并夺取胜利是目的。工人阶级作为先进阶级,他的形象终究是高大的,他是觉悟了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因此,革命的解放事业是其存在的本质,也是所有的革命文学叙事的真正的事实性。但是现在,在《那儿》这类“后左翼”文学作品中,工人阶级只是受难的个体,也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朱卫国的地位更暧昧,他是工会主席,所有的人都不关心工人阶级,连工人阶级自己也不关心,只有他一个人关心。但是他是处级干部,在这样的历史结构,他是暧昧且尴尬的。他本来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成员,但现在他要干什么?他要代表工人阶级上访,他要控告政党的组织。这里面什么东西出了错?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历史化的整体已经不存在了,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已经无法作为领导阶级存在,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作为一个革命的主体的本质被改变了,革命的动力和目标都被删除了。没有革命的动力和目标的工人阶级是无法现实地存在的,它不再能把自身意识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更严重的是,阶级的界线现在变得如此模糊,如此容易被改变,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和解放的无限延期,使得革命本身变得虚幻和不可能。
    教育与福利政策,这是资本主义对付无产阶级的法宝,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越来越普遍和享有更高的教育,这使他们的命运的改变,和社会地位阶层的改变并不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作为技术工人与工程师,在那些电子产业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领域,已经很难从实际的社会现实层面上将其定位为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当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中要寻找Multitute式的底层弱势大众时,目光扫过资本主义的IT产业和舒适的写字楼时,他除了用“非物质性劳动”,“政治劳动”之类的概念来把他们塑造成帝国时代的革命主体外,已经没有几张牌可打。不用说,这样的塑造显得勉强而难以令人信服。拉克劳与莫菲的后社会主义战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场域中建构起革命的主体,但革命的目的论被永久性地延搁甚至删除之后,这样的主体只是一个拉康式的主体幻想。在中国,还可以看到不少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贫困、非人的劳动强度、国际资本与本土资本合谋的剥削、工人没有自己的劳工组织……等等,但这一切,都被描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发展出现的问题,它被承诺可以在发展中解决。“发展”而不是革命,成为克服社会矛盾,乃至阶级矛盾的唯一途径。这使左翼的革命话语也没有伸展余地。左派及其“后左翼”文学最感兴趣的主题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的话语诉求已经不是经典的无产阶级解放的诉求,而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陈词老调。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现在“后左翼们”的最高论题如果只是到这个水平的话,革命的诉求只是浅尝辙止的话语批判实践。
   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后革命”时期的开启,中国文学主流就是左翼的传统。尽管近二十多年来,西方的现代主义也对中国当代起到冲击作用,无疑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传统,如张爱玲重新定位,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某种高度加以指认,但并没有撼动主流文学史叙事的格局。90年代只是一个短暂的遗忘时期,左翼的传统本来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根基,它在全球化的时代,依然会以各种方式与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和话语表意策略沟通融合,一如既往地以不同的方式起着内在支配作用。左翼文学唤起的不只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建立起的艺术法则,它确立的情感和审美趣味,他给定文学的价值和功用,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共同体所熟悉的,它们经常被划归在笼统而冠冕堂皇的现实主义名下。而且大的理论批评语境,在大学流行的话语体系都与左翼传统并行不悖,这都使“后左翼”文学的生命花样翻新而源远流长。对于布鲁姆们来说,文学退回到个人的孤独中去的那种愿望,只是自绝于人民、隔绝于时代的哀怨,布鲁姆们在中国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当然,“后左翼”的文学也会遇到难题,遭遇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挑战,左翼们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都不可能彻底,在中国这样的后社会主义时期,左翼们的“革命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也只有半步之遥,不只没有纯真的革命主体,革命的目的论依然是一个没有谜底的哑谜。但是这一切,完成一次“憎恨学派”的复兴则是绰绰有余的。对于文学来说,能与历史反其道而行之才有力量,更何况,在这貌似反其道中,更有实际可借用的历史和现实之力呢?这就真是生逢其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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