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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博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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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29 16:5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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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不想这本书在中国学界引起小小的波澜,之所以说是“小小的”,那是因为反应限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这也很奇怪,文艺学、现代、古典学科对此毫无感觉。布鲁姆提出的文学典律问题,可能是当代文学所关注和困扰的问题。所谓典律也就是认定文学性或文学价值的那些标准规则,说得简明扼要一点,就是文学性到底是什么东西?文学性由什么东西构成?由什么标准来确认?当代中国文学越来越被一种流行的趋势所左右,陷入了标准的困扰,经典则更是莫衷一是。布鲁姆敢于反潮流,对西方盛行二三十年的新理论进行抨击,要力挽狂澜于纯文学的一隅之地,其胆略令人钦佩,其立论纵横捭阖,上下古今,把西方自莎士比亚以来的文学传统作了一个清晰梳理,也堪称大师手笔。
  
   数年前当代文坛就争议“纯文学”,呼唤当代文学放弃“纯文学”的观念,要继续回到现实,去写作现实和苦难的底层大众。实际上,这样的呼吁纯属多余,近年来中国小说从来就不缺对底层苦难的表现,也并没有因此就与“纯文学”绝缘,这是并没有必然矛盾的二个文学追求,一个不过是写什么的问题,另一个是怎么写的问题。二者完全有可能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当代作家聪明之处就在于把二者揉在了一起。为此我在数年前也写有一篇文章题为《从底层眺望纯文学》,以及05年发表的《“人民性”与审美的脱身术》就是阐释这一问题。  
 
   最近,在网上,曹文轩的一篇文章《混乱时代的文学批评》引起轩然大波。上网的第二天据说浏览量就超过10万人次,也有一拨野蛮网友在拍板砖,用词也颇为激烈。曹文轩的意思是说,当今时代已经失去文学标准,文学的价值认定变得越来越困难,问题就在于当今时代太民主,人们在享用民主的时候滥用民主,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可能是民主二字引起歧义,中国的“民主”是一个极其诡异的概念,它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一种幽灵般的东西。曹文轩在阅读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时产生的对中国当下文学状况的看法,希望在混乱时代能够有一种对文学更为纯粹的态度,有一种更加优美、更加高尚和高贵的文学品质存在,总而言之,有一种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存在,有一种称为“纯文学”的东西存在,这是他多年的思考和追求,无疑有其可贵之处。但网友们并未关注他的文章的更重要的主题,而是对他要处理的前提大加挞伐,让曹文轩领教了一下网络的“民主政治”。这当然不是什么“民主”,更不是什么“真正的民主”,“民主的不可能性”已经成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态度,因而它就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永远不会发生的“神话”。
  
   但曹文轩提出的“纯文学”和“文学性”问题却是值得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重视的,在中国,“纯文学”一直抬不起头,“文学性”一直无法在文学本身来确认,它总是被现实历史或意识形态所裹胁。在当今中国,对“文学性”或“纯文学”的争论,奇怪地打上了左派和右派的色彩。或许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布鲁姆们的讨论就同样包含着左派右派的分歧。布鲁姆似乎已经改换门庭,当年也是“耶鲁四君子”,那是操持解构主义的一个帮派,现在的布鲁姆修似乎对解构主义不以为然,回归古典传统的他,对所有沾染左派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批评都给予猛烈抨击。布鲁姆在中国可能也会受到左派人士的反击,但目前为止却还未有直接的批评面世。只是2005年《当代作家评论》发表南帆的文章《不竭的挑战》,表达了对“纯文学”和“文学性”的看法,虽然没有提到布鲁姆,但观点可谓构成鲜明的分歧。南帆是否是“新左派”阵营不好断言,但就这篇文章来看,其倾向偏左些是没有问题的。
 
   作为一个极其敏锐和深刻的批评家,南帆总是能抓住根本问题来发问,他的应答总是激起同行的关注和面对要害的对话。作为他曾经的同事和多年的朋友,我也就可以直言不讳地展开讨论。南帆的文章说,他对“纯文学”和“文学性”这类概念已经丧失了兴趣,他认为“普适的、经久不变的‘文学性’仅仅是一个幻觉。”其次,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真的发现一个标准的文学蓝本……,这是幸运还是灾难?”。南帆所言极是,只是去追求普适的“文学性”大体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有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规定下,才会有对“文学性”的普适性的确定。不过,“文学性”是否可能在一种相对语境中来探讨?不是一种定义,一种本质化的文学性,而是一种对文学性的追寻和理解。既使身为解构主义大师的德里达,在他对文学文类建制进行解构的一次谈话中也在试图对文学性下定义,这个定义当然很宽泛:他说道:“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成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 德里达这里对文学的认识是采用了现象学的观点,读上去与胡塞尔的弟子罗曼·茵加登对文学作品的认识相去未远。这个定义好象是德里达很不情愿下的,但要解构文学文类却又不得不要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德里达诡计式地用了“意向关系”。德里达这里还提到是对于“社会性法则”的意识,这一点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又相去未远,既是一种意向关系——这是主体性的或者说主观性的;又是对于社会法则的意识——这又是客观现实化的。这二者如何统一?在哪一点统一?在哪个关节点重合?这一下不是在文本之内了?
   德里达一方面不同意文学性本质化,另一方面却也给予文学以某种特殊性的存在品性。他说道:
 
  “如果说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实行并议定对对象的天真性、对武断的对象性(不是指示或一般性的意向关系)的中止,那么,每一个文本的做法都是不同的、独特的。如果文学不存在实质——即文学的自我同一,如果被宣告或应允为文学的东西永不授予自己那种资格,那么,这首先意味着,一种只谈论文学的文学或者一部完全以自我为对象的作品将会即刻被废除。大家会说,事情大概如此。这样看来,正是这种乌有的乌有化激发我们对属于文学名下的一切的兴趣。本体的经验,不多不少,处于形而上学的边缘。文学大概就处于一切边缘,几乎是超越一切,包括其自身。它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或许比世界更有趣。而如果说它没有界说,这正是文学所传达与所拒绝的东西无法与其他任何话语所等同的原因。它永远不会属于科学的、哲学的、会话的。”
 
   看来德里达还是不得不同意文学具有独特性,或某种自我的同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一种只谈论文学的文学或者一部完全以自我为对象的作品将会即刻被废除”。实际上,这类作品,在德里达所喜爱的布朗肖或巴塔耶,或策兰的作品,经常就是只谈论文学或以“自我为对象”。但是,那种同一性是什么却是无法定义的,只能是一种独特的可能性。
 
   如果说文学性不存在,那么“怎么写”的问题对作家就不会是一个永恒的困扰。如果文学只是“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就是封闭和自我界定的东西,就不会对所有的人,对外部世界产生作用。文学就是一种有关自身的和外在话语的结合物,或者用德里达的话来说,一种边缘物。实际上,德里达是试图解构文学性的,解构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文类存在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充其量他只是让人们意识到,文学的自我独立性或自足性并不那么强,文学话语只是一种中间状态或边缘状态。我在这里谈到德里达只是取其一点意义:那就是极端者如德里达尙且并不能全部颠覆文学文类的存在,它还是有其自我相对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就决定了文学性的存在。这就可以进一步推论说,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个相对普适的意义上,确定文学性的标准,确定文学作品的品质。
  
   回到南帆的文章,南帆对“纯文学”和“文学性”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分析和历史功能化的分析无疑非常独到的,破除“文学性”或“纯文学性”的自主性。他看到:“从女权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到文化研究、话语分析,这些批评学派的一个共识是,通过一系列语言符号的解读阐释主体的特征——个体如何被‘询唤’为主体,进而被熨贴地安置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一切的确超出了‘纯文学’的理论认识,甚至颠覆了这个概念。” 确实不存在自我封闭的“纯文学“概念,但是,我们总是能在文学的意义上来确定什么是好的文学,哪些是较差的文学——这正是布鲁姆要做的事,也是他憎恨女权主义之类的“憎恨学派”的缘由所在。文学作品当然不可能有一种脱离它所表现的对象的一种纯粹内在的要素,但是总是有一种在表现对象中所蕴含的主体意向,叙述形式和修辞技巧,一种风格化的要素,甚至更具体的句法形式等等。对于作品文本来说,它当然不可能被拆解为这些要素,但有一种内在之力在起作用,没有这种内在之力,那文学作品永远没有高下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以表现了某种有优先性的社会内容为标准,其实也就是以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作为评判标准。在南帆这篇题为《不竭的挑战》的文章中,最后是落到“市场背景下的苦难”。他写道:“这些文学知识分子还是尖刻地从市场意识形态的缝隙看到血泪、苦难、饥饿或者罪恶。无法否认,相对于专制的封建社会,市场极大地增添了自由的和活力。但是苦难还是苦难,饥饿还是饥饿,这些难堪的现象不可化约,真正的平等仍然遥远。”这话说的没有错,搁在西方就更没有错,搁在中国可能有点错位,中国当下社会的不平等,当下的苦难和饥饿不是由市场造成的。尽管与市场或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但在市场与苦难,市场与不平等之间,还横亘着更直接更强大的力量。如果是在反市场的前提来书写苦难,或者说写作苦难来反市场,那就有避重就轻的嫌疑,而且更有可能是对苦难的遮蔽。当然,这个问题太过于庞大,也过于复杂,并不是在这里三言二语可以说得清楚。也不是本文要讨论或可以直接讨论的主题,我感兴趣的依然在于,南帆提出的当下文学的“不竭的挑战”,依然在于社会的批判性(至于批判什么是不是恰当姑且不论),放弃“文学性”或“纯文学”的观念,而从这样的批判性中汲取力量,文学可以获得更新力量。
 
   我以为南帆主张关注批判性,或写作苦难,文学可以从这里找到表现的力量,这样的说法肯定没错,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学在对苦难进行表现时,何以一定要与文学性对立?何以一定要放弃“纯文学”?当年马原、苏童、余华、格非搞先锋派或“纯文学”时,也未必写的就是“欢乐颂”,也是一些苦难兮兮的东西。就当下一些作家的作品来说,鬼子、东西、荆歌、熊正良、北北、须一瓜、方方、阎连科……等人,可以说是参透“苦难“这本经,正是在对“苦难”的书写中,找到文学性表现的个人方法,才使他们的作品能技高一筹。至于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铁凝,不用说,他们的书写从来就与苦难结下不解之缘,但不能认为要攻克文学写作的难度,叙事的技术难题就不在他们考虑之例,就是不重要的手法。贾平凹的《秦腔》如果没有那个“阉割者”引生的疯疯颠颠的视点,《秦腔》的苦难书写就不会有任何出色之处。莫言的近作《生死疲劳》费尽心机要玩一群动物,从驴到牛、再到猪和狗,这是一个历史的变形记,如此花样翻新不就是要弄出自己的文学路数,那段从土改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苦难已经被写烂了,莫言还能折腾出名堂,不是历史的可还原性,也不是什么新的独门的人民受苦受难的材料,而是属于文学的东西。铁凝的新作《笨花》也同样如此,要写出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的独特之处,那并不是在历史本身,而是要如何讲述她所理解的历史,那种乡村故事如何去带动一个大历史,这就是文学的技艺了。一个个都被逼得要拿出独门家法,说到底谁都知道要去写那些苦难——这已经是中国作家睁开眼就看到的场景,即使是一只眼也能看到的场景(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就被逼着只用这只眼看世界,他们也只能看这个世界,也只能看到这个世界)。但如何去表现出这种东西,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困扰,这个困扰不是别的,就是“纯文学”的观念在作祟,如何写出文学性,如何使写作具有文学性,这是作家的根本挑战,这是不言自明的挑战,这是文学存在与生倶来的挑战。但是,如果要把对这些“苦难”的认识转向对市场的批判,也就是把苦难的本质与市场或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联,那就不仅不能真正揭示中国苦难实质,可能是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苦难幻象,一个足以遮蔽中国历史和当下面目的幻象,这个幻象当然不会有什么文学性,因为对历史的认识本身幻象化了,只有依靠强行的“政治上正确”来支撑苦难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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